新浪网友：自由1999

　　从《边城-题记》中我们可以看出，到写作边城时，沈从文已经具有了明确的读者意识--他很自然的将“多数”放弃的同时，为他自己选定的“少数”下了定义：各在那里很寂寞的从事与民族复兴大业的人。《边城》就是在这样一种明确的读者意识中谱写的一首温婉、哀雅的抒情诗。

　　放弃了“多数”，所以远离了因价值尺度不同而无法沟通的焦躁心境，《边城》浑然一体，再也没有了早期作品中突兀的评论和不成功的讽刺；正是为了那个“少数”写作，因而充满了能够被理解的信心，所以《边城》通体恰当，文字既不吝啬也无浪费。

　　但是，“多数”与“少数”的取舍，并非断然。在《边城·题记》中，沈从文提到--“这本书的出版，即或并不为领导多数的理论家与批评家所弃，被领导的多数读者又并不完全放弃它，但本书作者，却早已存心把这个‘多数’放弃了。”这里，尽管表意重点落在转折词以后，但前文却提醒了一个重要的信息，那就是：沈从文决意放弃“多数”的同时，也知道“多数”并未放弃他。因此，尽管“多数”未能进入他的期待视野，却也影响了他的叙述意识和叙述方式，《边城》中因此弥漫了一种意欲放弃与欲罢不能的隐痛。

　　这种隐痛一方面表现在叙述者对于虚构故事域介入方式的突转上。在《边城》里，无论是风情的描摹，还是故事的叙写，叙述者对故事的介入都只能从他的有所取舍中加以确认(只有两处，叙述者直接作出了道德判断。一处是：“这些人既重义轻利，又能守信自约，即便是娼妓，也常常较之讲道德知羞耻的城市中人还更可信任。”另一处是：“兄弟两人在这方面是不至于动刀的，但也不作兴有‘情人奉让’如大都市怯懦男子爱与仇对面时作出的可笑行为。”)这种介入方式，得自放弃“多数”的信心和来自“少数”的默契。但是，叙述进行到顺顺和二老将大老的遭逢意外归罪与一心想把一切安排的合理一些的老船夫时，对于人物内心的焦虑。叙述者有一大段峻急的评论，在评论中差一点脱口点破了故事，不被“多数”真正理解的隐痛从字里行间溢出。

　　对白塔、对翠翠母亲的故事、对爷爷的死的反复提及，更是那份隐痛的流露。白踏是民风淳朴的象征，翠翠母亲的故事是少数民族的一出历史悲剧，爷爷的死是命里注定不可逆转。尽管三个意象多次出现，却并无过分经营的痕迹，因为每个意象重复的方式各不相同：白塔是作为空间概念被提及；翠翠母亲的故事作为一个“前故事”，虽然先后六次被提及，但每次的角度不同，故事的内容一直到最后才完整；如果说母亲的故事是真实的过去，那么爷爷的“死”却是翠翠出没不到却又驱逐不去的对未来的恐惧。随着故事的展开，矛盾的逐步明了，同一事件被提及的频率越来越快(翠翠母亲的故事接连在第十一节、十二节、十三节中被题记；爷爷的“死”在不到全书三分之一的篇幅中被提及六次)。显然，反复题记并不能推进主要情节链条的发展，但在由白塔的坍塌重建烘托出的怀古幽情，却让作家心中那种被隐痛裹挟的激情奔腾起来。

　　小说这样结尾：“这个人也许永远不回来了，也许‘明天’回来·！”

　　“永远”也好，“明天”也好，对未来的希望又怎能抵挡已酿成的悲剧在每一个人心上留下的凄凉影子。跳出故事的叙述语境，叙述者借助一点希望、一个叹号，欲想倾吐出他的全部的沉忧隐痛。至此，喷涌的激情如涓涓溪流、浸润开来。

　　可以说，沈从文从开始写作，就一直徘徊在多数与少数之间。他认定走进孤独，才能面对自我，但他同样渴望被多数理解。对少数的倚赖和对多数的怀疑，都使他痛苦。《边城》这一部浑圆之作，恰就是沈从文思考“多数和少数”这个问题最沉入的时候写的，他很偶然的找到了平衡点。所以有人不喜欢沈从文的早期作品，那时的沈从文致力与为多数写作；也有人不喜欢沈从文的后期作品，因为象《水云》之类的作品是写给他自己和少数读者的；但是喜欢沈从文的人，鲜有不喜欢《边城》的，我想，这是个原因，至少，是原因背后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