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吴亮

　　2000,8,22

　　夏季来临以后娱乐业渐渐趋于萧条，特别是在晚上。酒吧云集的衡山路茂名路一带已经没有了以前的热闹。萧条不知道还要持续多久。许许多多人蛰伏在家，他们在等待，他们不习惯无处可去的夜晚，他们心痒难耐寻找新的方向。

　　顶层画廊如一个世外桃源，本来它就属于清净的所在，在这个夏季它更显得清寂。近来画廊里不时会出现一些不速之客，他们身份不明出语奇特，不知道是询问还是刺探。画廊是一个公共场所，对来客不能够予以盘问，但是那些形貌各异的不速之客总会引起我的猜疑--他是干什么的？他来此地目的何在？他是一个检查者吗？还是一个从别的酒吧椅子底下里爬出来的夜游者？一个会讲汉语的英国人某一天夜间出现在吧台前，他要了一杯琴汤尼，四处打量目光闪烁不定。他说我很喜欢这个地方，这个地方很有风格，它使我想起了纽约。他说我在上海有许多朋友，他们晚上喜欢聚在一起，他们去过不少上海的酒吧，时间久了他们就要找新地方。你这里就是一个新地方，但是他们不知道，我可以告诉他们，我可以带他们来。不过这里的音乐要换掉，这里的服务生要换掉。每个周末由我来负责，我带调酒师过来，我带DJ过来。我们可以搞些聚会，客人都是我的朋友，也会是你的朋友，他们会爱上这个地方的。问题是他们不认识这里，我可以解决这个问题…..他滔滔不绝说了一大堆，象一个新到的老板，他以为顶层应该由他来掌管。他的身份我一无所知。我没法相信他所说的一切，天知道他从哪儿冒出来的，他连姓名都没有告诉我。他兜里的钱只够他喝两杯酒。我最讨厌别人对我指手划脚，不用说，我根本不可能让他来扮演他所希望扮演的角色，他只能作为一个过客出现在我的画廊里。

　　在上海这种不速之客不是什么新东西，他们凭着一张嘴到处寻找无本买卖的机会，他们不承担任何风险，他们没有任何抵押，他们的信誉不可考察。我当然不能断定这个英国人是个骗子，我只是觉得这种说得天花乱坠的人一定以为上海仍然是一个冒险家的乐园。他们没有错。

　　上海街头随处可见一些睡眼惺忪的小伙子，他们把头发染成金黄耳朵上戴着银色的耳坠，他们穿着黑色的长裤黑色的皮鞋上身多半是带有网眼的紧身小衫。在我的眼里他们都是一些异数，我接受异数这个词，却不接受这种装束的年轻人。他们似乎操着另外一种语言，他们的手势和表情都是不可理解的，他们的眼神中有一种冷漠，有一种过度消耗的顽皮，还有勃发的精力以及游手好闲的品性，他们是一些年纪轻轻的寄生虫。他们适合出现在小说和电影中，却不能够出现在你的周围。我对他们保持着距离和警觉，我觉得他们是一些危险的废物。我不知道他们靠什么为生，我不知道他们由谁供养，我不知道他们怎样敛财，我只知道他们喜欢另类的服装另类的音乐另类的发式另类的举止。这些危险的废物一到晚上就开始精神焕发，他们出没在夜总会的门口出没在卡拉OK的过道出没在酒吧的角落里，终于有一天其中的两个出现在我的画廊。和那个英国人一样他们目光四处扫视，一会儿窃窃私语一会儿对我提出一些建议。他们指出了顶层酒吧所存在的诸多问题，听起来非常内行，我不能不承认他们的确内行。听得出他们是寄生在酒吧里的人，他们不仅以泡酒吧为乐，而且以泡酒吧为业。可以推测的是他们原先寄生的酒吧也许已经关闭，他们说顶层酒吧完全可以把它经营得十分火爆。人满为患是一个非常准确的词，我从来不喜欢在我的画廊里看到太多的陌生人，他们会使我的空间变味。

　　作为一个经营的场所，客人理应奉为上宾，但在我不可能做到。我拒绝别人对我指指点点，我的画廊只有一个主人，那就是我。对那些来自各个方面的建议，来自各个方面由各种人提出来的建议我经常很虚伪地点头称是，一边不置可否地笑着说你这是一个好主意但是我需要考虑。不知道我是什么时候学会这种官腔的，拖延就是否决，考虑就是拒绝。毕竟那些怀着不同目的而来的人最终的需要只不过是几个金钱。顶层画廊不可能是他们的摇钱树，顶层画廊很明确自己的目标是什么，它需要艺术家即便他是我尖锐批评过的艺术家；顶层画廊不需要行尸走肉即便是这些行尸走肉其实也就是追随时尚有着七情六欲的普通人。我对任何人都不抱敌意，只要他们和我保持距离，对他们报以微笑，在我是一件并不困难的事情。当他们靠你很近的时候，当他们在我的耳边说三道四的时候敌意就产生了。我不能允许任何人侵入我的空间，哪怕是语言的侵入。顶层画廊的既定方针永远不会改变。我喜欢一个有画有艺术家的空间，而不是一个堆满了乱七八糟人与物的空间。不同类不相予谋，不同道者应该分道行走。在人欲横流的当今时代顶层画廊扮演的是一个反潮流的角色。我一点不在乎画廊是热闹还是清寂。

　　画廊开幕后的第一个主题展《红色》结束后就是五月一日，南京路步行街挤满了劳动人民。我热爱劳动人民，但我并不指望劳动人民涌入我的画廊。我知道劳动人民假如拥到一个地方会是一个什么结果。劳动人民从工厂的大门从地铁出口从轮渡码头从拥挤的社区涌出，劳动人民在流水线旁在游行队伍中在广场的节日庆典里会成为一股强大的力量，他们的肩膀和手托起了物质世界，我尊敬他们。但是劳动人民的眼睛里看不到艺术，这是一个令人伤心的事实。凡高来自底层，他的作品中有来自底层的人物，他的作品最终被大富翁所喜欢。大富翁喜欢一幅描绘劳动人民的画，劳动人民却喜欢一边吃着麦当劳一边看着电视里描写富翁生活的好莱坞电影。劳动人民向往的是富裕的生活，有钱人是他们最为羡慕的一个阶层。当然曾经有许多个历史时刻有钱人成了劳动人民的敌人。现在劳动人民自己也说不清对有钱人应该抱什么态度，是羡慕还是仇恨。劳动人民都希望他们的子女有朝一日也变成有钱人，让他们的子女努力读书努力工作努力社交努力掌握机会，为的就是摆脱贫穷的生活。不管怎么说，艺术和劳动人民之间还是有一段不小的距离。

　　五月一日大街上成了劳动人民的天下，仅仅是大街上。至于那掌握金钱、权力、知识和艺术的少数人，此刻都呆在各自的房间里，他们并不需要过什么节日。

　　同一天，我在接受虚拟记者采访时，我们有如下的对话--

　　问：你这样强调“红色”的目的是什么呢？

　　答：在中国，红色向来是乡土和民俗的象征，热闹、喜庆、吉利、祥和、圆满、富贵，红蜡烛红对联红灯笼红棉袄红头绳红窗花，无论贵贱贫富谁都可以使用。到了近代，红色被意识形态化，被赋予政治的性质——我想通过“红色”这么一个命名，来检视当代艺术是否在色彩的运用中重获自由的权利，是否不再受困于传统民俗的联想和政治上的色彩条件反射。

　　问：你觉得你做到这一点了吗？

　　答：我相信你会认为我做到了这一点。难道不是吗？每一幅作品都是画家们原先就画好的，存放在各自的画室中，我只是选择了它们。当我看到它们的时候，前面提到的色彩意识形态和色彩民俗主义，怎么说呢，不见了，没有了，消逝了。

　　我把视线移向窗外，现实中红色仍然具有意识形态和民俗的象征功能。现实毕竟是现实，画廊中的现实毕竟是画廊中的现实。惟其如此，画廊才有存在的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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