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邵燕祥

　　汉初的大功臣、绛侯周勃，曾经统帅百万雄兵，后来被诬谋反系狱，他说，这一回才知道狱吏的尊贵了！这一句中国的千古名言，至痛，亦至切。

　　狱吏尊贵，正所以见囚徒的卑贱也。扩大来说，官吏尊贵，正所以见一般民人的卑贱也。

　　从秦以降，中国就是一个“以吏为师”的国家。吏者，当然不限于狱吏；然而，对于在押的囚徒来说，狱吏就是大一统的封建专制国家的代表，也是“政教合一”的皇权统治的直接的实际执行人，明末的学者李贽一旦成了“思想犯”，捉将官里去，也就归狱吏“管教”了。

　　李贽，在我们今天看来，他反对假道学，其实还是维护真道学，他反对“咸以孔子之是非为是非”，也只是反对把孔子门生的传述当作教条；但就是这样，已经大逆不道了，竟敢触犯权威，自是向道统挑战。那时候还没有“把思想问题、学术问题同政治问题区别开来”的政策，加上他口出狂言，公然以“异端”自居，这还了得！于是，不客气，即逮系诏狱论罪。

　　明王朝统治者给李贽定罪，也要打出“民”的旗号，定他一个“敢倡乱道，惑世诬民”。说“也要”，是说并非自明代始。贾谊谓秦始皇“废百家之言，以愚黔首”，而当年秦始皇在大举坑儒之前，也是说“吾使人廉问(侦讯)，或为妖言，以乱黔首”。可见，在秦皇那里，百家之言就是“妖言”，而要使黔首不“乱”，只有使之愚昧才行了。按照中国的道统，据说本来是尊老尚齿的，但李贽以古稀高龄，一成叛逆，也不免于缧绁之灾，桎梏之辱。口头上拿宽仁厚德装门面，骨子里则以暴力严刑相威慑，这就叫外儒内法。

　　作为大奴隶主的皇权统治者，为了让黔首们好生听从使唤，自称是在“牧民”，把愚氓驯化成“会说话的牲畜”。他们也有分析，区别对待：其中死心塌地的奴才，要嘉奖；不甘为奴的觉醒者和反抗者，要镇压；而对从统治的营垒中掉头出来以至反戈一击的人们，必诛杀之而后快。李贽就是这样的靶子。

　　“百代都行秦政制”，偶语可致弃市，何况李贽公然指斥“阳为道学，阴为富贵；被服儒雅，行若狗彘”，今天骂古时的君相圣贤，骂当下的官僚学阀，明天难保不会骂当今的皇帝及其他权力者，即使为了预防，也得收押治罪。欲加之罪，何患无辞，肉体消灭，最是理想，留一口气，则须折磨，死罪可免，活罪难饶，磨得发疯，概不负责，逼得自尽，正中“上怀”，然后将他的言论封杀，妄加传播者同罪，雷厉风行地“肃清流毒”。李贽熟读经史，自然有见于此，早就把自己的著作命名为《焚书》、《藏书》了。

　　我从前只知卓吾先生李贽其名，真正翻看他的著作，是直到20世纪70年代的“批林批孔”运动中间，中华书局配合“评法批儒”，重印了先生的书。因他“批”过“儒”，竟把他当作“法家”捧出来了。这个历史的误会，倘李夫子再世，也会啼笑皆非的。不过感谢这一误会，使李贽著作得到一次小小的普及。

　　那时还开始译介李约瑟的《中国科技发展史》。我不免从中国科学和技术的落后，想到中国封建社会长达三千年的停滞。读到李贽，思前想后，我好像明白了一点点：当一个社会要把有良知的、肯思考的读书人(以至突破禁区搞一点“奇技淫巧”的工匠)都“投畀豺虎”的时候，禄蠹和书蠹成为上流社会主流，而平民百姓缺少普遍的启蒙，只能眼睁睁看着西门庆、应伯爵之流横行市井，但求苟全性命于乱世或准乱世的时候，还能期望人文与科学在这片土壤上有多好的命运吗？

　　我们比李贽晚生四五百年，又加上他身后几百年的中外历史可做我们认识世界的参照，讲民主，讲科学，讲法治，我们应该有比李贽更大一点的空间，这是毫无疑义的。

　　(《李贽传》，鄢烈山、朱健国著，时事出版社2000年3月版，18·８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