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崔子恩

　　我一般每天下一次楼，在地面上活动两三个小时，取邮件、买水果、打排球或乒乓球或羽毛球或网球，去图书馆看杂志，去复印室复印手写的稿件，或者与朋友去餐馆吃饭，去酒吧小坐，看电影或看话剧。每次出行，建筑工地和民工临时居住区之间的甬路，都为所必经。我步行，或奔跑，或骑脚踏车经过时，总会遇见无数双黧黑面孔上未被都市化的目光的追视。我由它们照鉴，知觉出一种与众不同。有时，有一些韩国产或国产的轿车从我身旁扬尘驶过，驾车的大多是我的同事，他们往往会鸣笛向我问候，那时，我又知觉出另一种差异，仅及于轮子与双腿、机动与人力驱动。

　　位于居所北下方的大型酒吧易主重开时，友人张建携同子曰乐队前来助兴，并邀请我下楼休闲。因为是酒吧的处女夜，前来演出的三支摇滚乐队均属“义演”，我们这些来宾可以自由享用一部分酒水和一些快餐食品，可谓“全免费”。当第二支乐队(也就是子曰)登台演唱时，附近的居民和民工闻讯而来，他们在五光十色的灯光中三三两两互相依扶着，不站得离乐台更近，也不离开太远。这些人众与经常“泡吧的人立即形成两股流脉，一股木然地，甚或尊敬地当了乐队的观众，酒吧的陌生访客，另一股洋洋自得，显然是酒吧浑然一体的成员，可以随乐而歌随乐而舞，可以根本不把大名鼎鼎的娱乐界明星放在眼里，可以只顾与自己感兴趣的人聊天。

　　我注意到这一幕景象：我的那些市民阶层的邻居们，和日间在工地上劳作的年轻民工们，没有任何人去望一眼放在门口的酒桶和三明治，更不用说试图去取饮或取食。对于他们来说，那里的一切都是昂贵的、超乎他们购买力的。他们所理会的“开业免费”，就是可以凭一个伴侣作挡箭牌，免费到里面来看演出，见见世面，知道知道何谓酒吧，何谓摇滚乐。

　　我同演员杨青是多年的挚友。她不拍戏的时候，我们会相邀着出来吃吃饭，聊聊电影或文学。她素来读书很多，从意大利的卡尔维诺到南京的鲁羊、韩东，也读一点陈染。她买书很多，住处又毗近三联，所以，我有一些书都是请她逛书店时顺路代购的。我同她一道吃饭，向来都是选择既好吃又便宜的小饭馆。近几年，她演出的电影、话剧、电视剧日益增多，每每有观众认出她，惊异地看她，或者大胆地过来请她签名儿，或表达爱慕之意。每遇这种时刻，她总能处理得很得体，既不拒人千里之外，也不使他们的关注过于打扰我们亲密无间的私人聚会。他们与她，永远是演员与观众的关系，各在岸的一方。演员与她(他)的观众们，似乎注定是萍水相逢，尔后又立即各奔西东。

　　我的朋友圈有不同的几个，但每个小圈子内部都向来流行不成文的“劫富济贫原则”，也就是谁挣钱多谁请客，而不论女男性别或年龄长幼。近些年来，我闷在家里写小说，没怎么碰剧本，所以收入日益菲薄，而杨青却日益蹿红，收入日益丰厚，聚在一起时多半由她买单，很多时候，她请了我，还要请上我的恋人。那些与我收入相当的朋友聚会，会采取AA制，谁都不会因为友情而“超支”。但是，我也知道，在另外一些圈子，譬如我恋人的朋友圈或电影学院的学生中间，还很流行“宰人”的聚会方式。很容易用规范化的眼光看出，那颇有些“底层”，充盈着粗犷的阴谋与陷害、抵赖与擒获的原始魅力。应该说，它年轻，属于心理、年龄、经济收入、文化地位都仍旧年轻的阶层。

　　阶级的概念，在我的身旁浮动而分化，不再是单一的贫富、统治与被统治、高文化与低文化。它不再二元对立，而是日趋丰富，日趋多样化，就像性别的概念一样。所谓后现代，大概是包含了这样一些诚实而朴素的现实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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