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吴亮

　　谁对本城最有发言权？阔别多年的归乡者？未来蓝图的设计者？野心勃勃的投资者？革命年代的当事者？闻风而至的旅游者？旧货古董的收藏者？踌躇满志的领导者？身揣文凭的求职者？怀才不遇的落魄者？甚至是足不出户整天读史识图的书籍浏览者？

　　也许都是。

　　还有一种如今相当活跃也更有发言权的人--文人和记者。他们很象殷勤敬业的餐馆跑堂，四处穿梭，和熟客打招呼，迎接陌生人，传递新闻，问长问短；不厌其烦地盘问前朝旧事，掌故，杂闻，世说，风花雪月；打探行情走势，时尚格局，明日动向，一边随手在小本子上记下点什么。他们的形象十分地具有喜剧性，他们的生花妙笔为这座城平添了令人兴致盎然的花絮和剧情。他们的博识与雅趣使我们这些生活在本城中的人感到惭愧，因为那些并无恶意(有时还很讨人喜欢)的文人和记者总是逼使我们退到边缘，而这座本来不过是供居住的城(我们一向这么认为)竟然应当是供文化凭吊的城。所以，我们恍然觉得长久以来自己一直生活在他们的城里，他们的诠释和虚构使他们成为本城的权威发言人，这的确有点令我们始料不及甚至望而生畏。

　　他们究竟诠释和虚构了什么？

　　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让我们先正视一下自己的状况，然后看看两者之间到底有何关联。

　　首先，我们每日的生活发条不是由想象力来拧紧的，拧紧它靠的只是一些习以为常的，重复的，惯性的和迫切的现实动力，它并没有留给我们多少想入非非的闲暇，我们的足迹半径很少越出我们的住地区域，我们很少抒情和展望，我们的目光也很少深入到他人的房内。我们只是习惯成自然地生活，我们不过是忙碌而绝非是奋斗，我们不过是怠惰而绝非是慵懒。至于那些时髦之物，也不过是当它们普及开来成为新习俗新惯性之后，我们才欣然接受追随。

　　这样，我们就顺其自然地形成一种姿态，并不复杂也并不含混，它平时几乎不被表达，因为一旦表达，这种姿态就不复存在--生活仅对在其中度过的人才具有唯一性，由于它不可转让的本质不在于是否被观瞻被记录甚至被添油加醋地加工虚构，所以我们不妨将它称之为“隐秘生活”。

　　在此基点上，我们(即“隐秘生活”的当事人)对他们(即文人和记者)为我们描绘的(即诠释的和虚构的)城及我们的生活，真是觉得陌生而且遥远。我们宁可认为那是“另一座城”及“另一些人的生活”。

　　我们知道，我们的“隐秘生活”常常要被他们打探，他们要“深入”我们的每日生活，替我们讲说“我们的故事”--由于受到聚光灯的蛊惑，我们中的一些人就很乐意公开自己那一点点生活素材，与他们合作，使之成为一个公众性的题材并引发短暂的讨论--但是那些人全错了，因为本城的文人和记者所描绘的故事由于它的公开性质，已经使我们怀疑我们原有生活的真实性。情况似乎变得这样：我们和本城之间被插入了许许多多虚构或写真的文本，同时还加上了许许多多的充满歧义的诠释，我们的生活由于它的沉默和不为人所知，它就只是一种“活着”的状态。而我们之所以津津有味地“活着”，是因为有许许多多虚构文本和诠释文本排着队等着我们去读去看。每当夜幕降临之后，我们打开电视机，打开报纸，打开电脑，不就是为了守候那铺天盖地的文本吗？尽管它们无所不在的题材在空间上早已越出了本城的范围。

　　现在，我们可以明白，对本城的想象在实际生活中对我们究竟意味着什么了：它好象是为了打破我们单调重复生活的局限性。拓宽我们的视野，塞进许多故事，文化，风俗史，格调，远景以及其它难以归纳的奇思妙想，不就是在制造一种神话吗？这神话以本城丰厚的遗存为背景，以全球性的信息爆炸为语句，在我们贪婪而饥渴的眼前一一通过，如同拉洋片一般。虚构本城，想象本城，诠释本城，不过是制造出城中之城和城外之城，它在我们或他们的脑屏里才显示出无比的多样性。

　　本城实际的存在状况和诸多有关它的文本的关系一旦解除，本城将沦为一片荒原，而这是绝大多数人不愿意看到的。想象力丰富的人，于是纷纷去“认领”那些仿佛被遗弃的有关本城的只鳞片爪，雄心勃勃的人，则去搭建稍稍宏大的叙事，他们热爱本城，就象演员热爱自己的舞台，为什么不在那儿上演各种各样的戏剧并努力使之常胜不衰呢？喧闹声，叫卖声，音乐声，警笛声，可能还有欢呼声，争辩声，祈祷声，它们共同响彻本城，令我们根本分不清它来自现实还是来自文本。这种本雅明式的超级预感，如同一种胶合剂，把我们和他们，把我们的城和他们的城紧密地粘到了一起，我们在他们的虚构和诠释中化为乌有。那个无限增殖的想象文本越来越迷人，就象我们开头提到的，它吸引了归乡者，设计者，投资者，当事者，旅游者，收藏者，领导者，求职者，落魄者以及书籍浏览者，让我们走着瞧：他们又能为我们想象出什么？

　　我们是阿伯拉罕，他们是该隐。他们取代了我们--既然注定了只有文本才是唯一历史和唯一现实，就让我们接受它吧。

　　2000，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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