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浪网友：慧远

　　在中国古代文化史中，明代中后期是一段非常值得注意的历史时期，这时封建宗法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都已经度过了它的鼎盛期，盛极而衰，捉襟见肘，破绽百出，彻底暴露出传统文化的种种弊端。但是就明代历史而言，在经过了一百多年的休养生息之后，此时整个社会都呈现出一派富庶升平的景象，都市文化得到了飞速发展，同时，人们的生活和道德观念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生活享受与个性自由成为市民阶层追求的目标，与明朝初期淳朴俭约，不尚浮华的社会风气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这一方面固然得益于时代经济的发展，另一方面同晚明社会王权的松散有着深刻的内在关系。

　　明代中后期既是一个在意识上相对放任自流的时代，也是一个新旧意识激烈冲突，敏感的知识分子倍感焦虑与压抑的时代。传统士人在挣脱了理学的长期束缚之后，却并没有找到新的价值归依，转而去追求一种“他们自己也说不清楚的‘心灵解放’”(刘再复，林岗《传统与中国人》)，行为上的纵情任性，放浪形骸，与精神上的傲世独立，洒脱不羁成为这个时代的理想人格。正是这个被史家称之为“启蒙思潮”的时代，造就了一批特立独行的知识分子，他们批判与怀疑的精神为中国文化史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晚明“启蒙思潮”有一个非常显著的特点，那就是士人对于“林泉生活”的向往，水边林下的隐逸成为一种生活方式的选择。这一方面自然可视为士人对于专制朝廷的疏离，另一方面也未尝不是一种价值观念的更新，人生不再是一个由士而仕的单一过程，而有了个人选择的可能。士人们以私人的面目走进了我们的视野，这正是晚明士人的魅力所在。徐霞客即是这个时代最具有个人魅力的士人之一，为中国文化史留下了一个特异的个人身影。

　　徐霞客，名弘祖，字振之，号霞客，江苏江阴人，生于明万历十四年(1586年)，卒于明崇祯十四年(1641年)，此时离明亡还有三年时间。徐霞客自幼即显示出与众不同的精神特质，其同时代的陈函辉在《霞客徐先生墓志铭》中这样写道：“(霞客)特好奇书，侈博览古今史籍及舆地志，山海图经以及一切冲举高蹈之迹，每私覆经书下潜玩，神栩栩动。特恐违两尊人意，俯就铅椠，应帜括藻芹之业，雅非其所好。”吴国华在《徐霞客圹志铭》中记他：“磊落英奇，目空万卷，少应试不得志，即肆志玄览，尽发先世藏书，缣缃充栋，叩如探囊，称博雅君子，人能言之也。”由这些记载可知霞客自幼即有异志，只所以“俯就铅椠”，也只是为了掩父母耳目，所以一旦科举不中则一笑了之，转而“肆志玄览”，随性而为，自然的人格性情尽现矣。好在老母也并不怎么约束他，强迫他应科举，反而任他自行发展，并时时加以鼓励。

　　徐霞客除了有一个宽容的母亲外，还有一个充裕的家庭，据《徐霞客先生年谱》记载：“先生之曾祖洽分田一万二千五百九十七亩，富人之名殆不虚，再传后家已中落。赖先生之父有勉，母王氏均能以勤俭治生，家产复裕。故先生以布衣得交当时名士，多藏奇书，出游四方，自给旅资，未尝有求于人。”徐霞客的父亲在霞客十九岁时故去，霞客虽非出生于名门世家，但至少也是当时的“中产阶级”，这一份充裕的资产无疑对他至关重要，这是徐霞客之所以成为徐霞客不可或缺的经济基础。

　　徐霞客从二十二岁开始了他“问奇于名山大川”神奇生涯，一直到他五十五岁逝世，其间三十多年，他东渡普沱，北历燕冀，南涉闽粤，西北攀太华，西南至云贵，踪迹遍于当时十四省。他五十一岁时的最后一次旅行，深入云贵，历时四年，其间三次遇盗，四次绝粮，这种独立于世的生活方式，不惜生命去追求自己所热爱的生活，徐霞客可谓前无古人。

　　徐霞客对于古代中国地理科学的贡献自然是勿须多言的，我首先看重的是他在中国文化史上特异的人格魅力。传统知识分子是最难有从心所欲，任情适意的自由人生之选择的，虽然人生的道路不止一条，但对于传统文人却只有一条，那就是“学而优则仕”。对于他们，仕途与功利是牢不可分的，这正是他们的价值取向所在。因为传统社会首先是一个官本位的社会，入仕即意味着获得了做人的尊严，意味着进入了特权的阶层；意味着春风得意，衣锦还乡；意味着取妻荫子，光宗耀祖；意味着“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意味着“十年寒窗无人问，一朝成名天下知”。与这些相比，则个人人格，个人生活又何足道哉？另一方面，对于有一定人生抱负的传统知识分子，“学而优则仕”既是他们的人生理想，同时又是他们学以致用，施展才学的经世致用之所，否则，即是无所依托，那种可怕的失落感，那种郁郁不得志的精神状态，那种怀才不遇的落拓感，将会伴随他们生命的始终。而且他们连糊口的能力也没有，在“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时代，士人向来就把治生看作俗累，以不事生产为清高，传统知识分子除了依附统治阶级以换取生存权之外，他们还能有什么样的人生选择呢？以此，就益显出徐霞客自我选择的难能可贵。

　　徐霞客可以称得上是天地自然的知音，他的游记包蕴了传统的历史和文化，处处透露出与自然融为一体的陶然心境。在霞客游历之初，他因老母尚在，恪守“不远游”的古训，一旦老母故去，他便寄情于自然山水，于是“不计程，亦不计年，旅泊岩栖，游行无碍。其言游与人异：持数尺铁作磴道，无险不披；能霜露下宿，能忍数日饥，能逢食即吃，能与山魈野魅夜话，能幞被单夹耐寒暑。尤异者，天与双趼，不假舆骑；或丛箐悬崖，计程将百里，夜就破壁枯树下，即燃脂拾穗记之。”(陈函辉《霞客徐先生墓志铭》)徐霞客游庐山石门涧，攀缘了一条被称为“百丈梯”的陡峻雄奇的古道，给后世留下了这样的记载：“自古至今，由此登天池者，霞客外，并无二人。”直到本世纪三十年代，有个外国登山客，仰慕徐霞客之壮举，欲循其旧迹再来一遍，但到了“百丈梯”仍然是徒呼奈何，望而却步。徐霞客的好友，明末著名文人钱谦益曾感慨地写道：“穷闽山之胜，皆非闽人所知。……往复万里，如步武耳。由终南背走峨眉，从野人采药，栖宿岩穴中，八日不火食。……归过余山中，剧谈四游四极，九州九府，经纬分合，历历如指掌。”(钱谦益《徐霞客传》)传统中国人所信奉者是中庸的人生价值，身体力行的则是庸言庸德是生活方式，极少有人对生活执着到“上穷碧落下黄泉”的人生境界，即在今日，徐霞客“高而为鸟，险而为猿，下而为鱼，不惮以生命殉”(陈函辉《霞客徐先生墓志铭》)的人生风采仍足以让附庸风雅的现代人为之汗颜！

　　徐霞客“问奇于名山大川”，是他对于自己个人情趣与生活方式的一种自觉的选择。传统知识分子是没有什么个人生活可言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既是他们的最高理想，也构成了他们个人生活的全部内容。晚明士人的进步之处即在于他们敢于冲破传统意识的枷锁，而去追求卓而不群的个性世界与特立独行的精神世界，徐霞客对于自己生活方式的选择，即是这种人生价值观念的一种体现。这种取法自然的人生价值造就了徐霞客自然的人生态度和自然的个人人格，那就是一种“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所谓“大国民的品质”，正因为有了这样的人格，当徐霞客“湘江遇盗，行笈一空。静闻被创毙，霞客仅以身免。佥谓再生不如息趾，霞客谓：‘吾荷一锸来，何处不可埋吾骨耶？’”(陈函辉《霞客徐先生墓志铭》)为了个人的生活理想，公然将生死置之度外；当徐霞客游至边陲的沐黔国时，其国人“闻其携奇树虬根，请观之，欲以镒金易。霞客笑曰：‘即非赵壁，吾自适吾意耳，岂假五十城乎？’”这种注重个人生活质量，视金钱为粪土的人生风彩，显示了徐霞客超常的文化人格。

　　中国历代都不缺少各种各样的隐士，有不愿当国王而逃，且“义不食周粟”，最终饿死首阳山的伯夷与叔齐；有义不帝秦的鲁仲连；有垂钓于富春山的严子陵；还有“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陶渊明。但我宁愿把徐霞客当作真正的隐士，因为他并未执着于隐，所以不矫情，不做作，不勉强，率性而为，纵情山水，以一个成熟的个人姿态屹立在中国文化史上。在古史的描绘中，那些著名的隐士，实在已经过了一番文人的包装，寄喻着传统知识分子出世的理想，“儒者求入世，以治国平天下为己任。不得意时，就羡慕道家之出世，求‘隐’。真隐者可‘天下不知之，则傀然独立天地之间而不畏’，但功名心强的人恐怕就很难做到。谈‘隐’或许成了一种标榜，或许成了一种无可奈何的叹息而已……潜藏着‘东山捷径’的意向。‘隐’实质上是从历史与社会中退出，超脱价值关怀，善恶关怀，退居于自然状态的原始本然，与物俱化，适性得意，如庄子所称‘知其不可而安之若素，德之至也’”(《博览群书》2000年9月号《儒与侠的互补》)。而徐霞客正是以他一生的作为昭然于世，这是无法以任何障眼法作秀于后人的。

　　事实上，对于传统知识分子而言，归隐作为一种生活方式实在是他们无奈的选择，“我亦弃世”的前提是“世既弃我”，“我亦弃世”的目的则多为邀名，或者对“学而优则仕”的欲擒故纵，那是作秀给别人看的。出世既不能光宗耀祖，荫及后世，而且与儒家的精神理想和价值观念也是背道而驰的。传统士人虽然标榜“书画琴棋诗酒花”的生活以风流自赏，但水边林下的浪漫实在掩饰不住他们内心的惶恐，他们的人生目的是为了“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却让他们去寻找个人的生活情趣，自然是不平之气蕴于心中，只能标榜隐逸，时作愤世之语以自慰了！

　　当然，徐霞客的人生选择与现代意义上的个人选择尚有很大的距离，与现代意义上的个人主义则更有着本质上的区别。晚明专制体系的松懈的确为各种“异类”的出现提供了一个时代契机，创造了极有利的外部条件，“启蒙思潮”的发动也加速了明朝的灭亡，说明了它与专制体系的格格不入，无法共存。但同时也应当看到，晚明“启蒙思潮”并不会带来人的价值观念的全面更新。中国有着长期的封建传统，是一个大一统的封闭帝国，缺少横向的，平等的文化交流；而传统社会又太缺少个人人格和个人生活，他们“几乎没有对自己认同的文化理论体系以及理论模式进行反省的习惯与能力”(刘再复，林岗《传统与中国人》)，传统知识分子思想上的依赖已成为他们人格的一部分，成为一种集体无意识。传统知识分子的精神生活早已被囿于一个大的文化框架内，这是他们无从逃避的历史宿命。

　　晚明“启蒙思潮”的可贵之处在于，传统知识分子已开始试图摆脱对于正统思想的依赖，已开始以个人的独立思考去怀疑与反省传统文化，他们已在试图找回自己做人的尊严。它证实了这样一个现实，即人的觉醒是一个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即使处在专制主义的压抑之下，它也仍然翘首以待，寻找着历史的契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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