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杨葵

　　以前的人，对读书人总是礼敬三分。原因之一是：读书人少，物以稀为贵。“文革”当中，我的父母分别被打成“右派”和“反革命”，下放到农村。他们自己心思重得不得了，觉得抬不起头来；周围的乡亲可不管你是红是黑，一概热情对待，打起招呼来，叫的是“先生”。

　　现在读书的人多了，“先生”这个词，已经没什么专指，它和“你、我、他”一样，成了最普通的代词，引不起任何特别关注。比如在饭馆吃饭，跑堂的是个小伙子，你会喊：先生，再加一份红烧猪手！谁也不会把那小伙子当成读书人。

　　别说读书人了，就连写书的人，也不算什么稀奇，晚上去酒吧坐坐，满场子的人，三分之一是混混，三分之一是艺术家，还有三分之一就是作家。简化一点说，你管他们所有人都叫混混，也没什么大错。

　　说起来这是好事儿，有点还作家本来面目的意思。因为作家本来就没什么特殊之处，他们的写作，就是一门职业，任何身体健康、具备本职业一些必备条件的人，都可以试着去做。所以，作家们犯点错误，比如说曾经站错了阶级立场，比如说日常言辞激烈一些，比如说先自设一项大奖，再让自个儿去“荣获”，这些都是人之常情，大可不必讨论来讨论去，甚至还要审判，还逼人家忏悔。

　　作家是正常人的例证之一是：作家当中，也有结巴。按说作家以语言文字为武器，结巴却是语言文字的大敌，二者不好联系在一起。可是造化弄人，就让他们结巴了。好在结果证明，结巴也能当作家，而且还都当得挺招人喜欢，至少我是这么认为。

　　我读大学时，一个曾经红极一时的著名文艺批评家，写作之余，给我们开一门文艺美学课。课讲得好，课堂上欢声笑语，气氛热烈。因为是文艺美学，所以不时会提及大师及其作品，比如巴尔扎克和他的《人间喜剧》。偏偏这位青年才俊每回说到“巴尔扎克”，止不住要结巴。“巴”字出了口，后边的“尔扎克”滞在口腔里，迟迟顺不出来，常常憋得满脸通红。时间久了，我们发现这一特点，于是下次他“巴”字刚出口，正为后边的字着急，我们就大声说：知道了，巴尔扎克，接着讲吧。他便会心而略带感激地一笑，如释重负地继续精彩演讲。

　　还有个结巴的作家朋友，平日好做总结性发言。有一次朋友聚会，议论起辞职下海的事。正方的意见是不应随便丢弃公职，反方的意见是坚决要到商海一搏，争得面红脖子粗。这时，一直沉默不语的这位朋友力排众议道：我同意正方意见，鱼儿离不开--开水嘛！反方的人一听，差点儿没乐喷了，说鱼儿在开水里，那是鱼汤！

　　我因工作关系，与不少外地作家常有联系。早年靠写信，后来电话普及了，信就越来越少。时日一长，竟还有些感慨，觉得打电话总是不如写信舒服。于是非常感谢其中一位作家朋友，因为她拒绝用电话，一直坚持写信。终于有一天，她因有急事要找我，给我打了个电话，我才发现，她这么做也是为了避免不必要的尴尬--那天我正在家闲坐，电话突然响起来，抄起听筒喂了一声，对方没有任何反应，又连着喂了两声，仍是没有任何回应。刚要挂断，突然对方传来一声显然已在口腔里憋了好几秒钟的一声招呼：杨葵，我是某某。

　　我说这些轶事，绝非对口吃者不恭，所以本文开头颇费口舌讲了作家也是平常人的道理。同样，口吃者也是一般人，就像我心脏不好，还过早腆出个将军肚一样，口吃也是常人常态而已。人哪有十全十美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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