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刘友德

　　诸葛亮为什么会“出师未捷身先死”？正史与《三国演义》说他鞠躬尽瘁，为国事操劳过度。我家乡的民间说书人不这样讲，说是因他赤壁鏖兵和七擒孟获时用计太狠，杀人太多而折了阳寿。这个判断暗含的意思是，不论是谁，不论他的理由多么正大，毁灭生命太多都是要遭“天谴”的。其因果报应的迷信固不足信，对普通人生命价值的肯定，较之那些视普通军民为英雄们建功立业活动工具的人，更接近现代意识。

　　秦始皇为什么很快就断子绝孙了？秦以后历代都有人分析总结。我说，那是孔夫子早就有预言的。“仲尼曰：始作俑者，其无后乎！”你看，秦始皇殉葬用了那么多兵马俑，以致我们今天称之为“世界第八大奇迹”，他们家还不该“二世而亡”？其实，以泥俑殉葬比起上古的以活人殉葬已经“仁慈”了许多，但孔夫子仍然目不忍视。孟子说这是“为其象人而用之也”。可见，儒家的先圣先贤还是很有点人道意识的。

　　但是历代统治者尊的是儒家，行的却是法家。法家是根本不把人民当人而当作奴役工具的。《管子》“七法”篇毫不掩饰地说：“治人如治水潦，养人如养六畜，用人如用草木”。所以，汉代扬雄批评法家说：“申韩之术，不仁之至矣”。

　　到了汉唐之后，被不断发扬光大的是儒家鼓吹封建等级制的部分；到了程朱理学成为钦定正统的年代，忠君报国成了男人的绝对义务，“饿死事小，失节事大”成了女人的绝对律令，所谓“以理杀人”，杀死的就是个人独具的生命价值。臣民为君主和朝廷而存在，妻妾为夫主而存在，否则就连牛马砖石都不如，应当被消灭被扫除，如此一来，还有什么人道可言？

　　历千百年的非人道的思想观念在20世纪的中国仍然不时有所表现，只是所用的言辞摩登些罢了。今年春天多家传媒关于建设银行大庆分行储蓄员姚丽是否“狗熊”和“叛徒”的讨论人们记忆犹新。在舆论对姚丽的压倒性同情声中，姚丽总算保住了饭碗，以行政记大过、掏钱“补偿”被歹徒抢去的1·３万元公款而了局。处分姚丽的人还有一点人道主义思想吗？列宁在《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中说：“很难找到一个没发疯的人，会说这种(对强盗的)妥协‘在原则上是不能容许的’……”但在中国，可以很容易在疯人院外找到不止一个这样说的有头有脸的人。

　　这不，姚丽事件还没有被淡忘，南昌又出现了类似的事情，不过这回不是对银行内部员工，而是对营业场所内的储户。据上海《新闻晨报》11月15日报道，11月11日几个持枪匪徒抢劫了中国农业银行南昌洪城分理处，两名在场的储户不幸遇难。银行方面关心被劫的50万元有无可能被追回，却对遇害储户不理不睬，事发数天也没向遇难者家属道声问候。

　　这家银行不仅没有孔夫子那种对马厩失火问人不问马的人道意识，尤其不可思议的是：“案发后死难储户家属要求银行职员帮忙把人抬上救护车，但对方也不理。银行方面称：‘我们的职责是保护国家财产，而没义务对个人负责。’”听，这样冷漠的话还这么振振有辞，真亏他老人家说得出口！据11月17日的《南方都市报》的报道，江西省农行营业部的负责人表示，按法律规定，该行对两位遇难者不应承担任何责任，但出于人道主义他们已向全体员工发出号召，希望他们向死难者家属捐款表爱心。这样的“人道主义”我怎么听着也不是味道。营业者可以对客户的人身安全不负任何责任，中国真有这样的法律规定吗？众所周知，这些年已有了许多判例，马路边的绿化树砸伤了人，窨井盖没了以致行人失足受伤都要由市政当局予以赔偿；饭馆酒楼地面太滑致使顾客摔伤也要赔偿，而不能以顾客不小心而卸责(因此，许多店堂楼馆都设起了警示牌)……如果该银行营业场所没有那么大安全漏洞(警方指出有四条，无保安或经警守卫，无监控设备等)，匪徒也许根本不会去此处作案。银行凭什么根本不考虑对储户安全承担责任，难道享有“治外法权”吗？也许，银行系统真有什么“丹书铁券”之类东西藏着，所以没有真劫匪时，有的银行还可以瞒着储户让人扮劫匪搞“演习”，不怕把现场的老年储户吓背过气去(参见《中国青年报》11月17日报道)？

　　美国、日本等资本主义国家都建立了汽车召回制度，绝不容许有缺陷的汽车上路运行而危害人民的安全。中国为什么不能实行汽车召回制度呢？“国家机械局汽车处的一位官员在接受媒体记者采访时认为，汽车召回制度不适合中国国情。国家发现国产汽车的问题以后要求生产企业‘召回’，损失太大，企业和国家都承受不起。”(见《中华工商时报》11月14日第二版《中国汽车难“召回”》)是呀，报废一辆汽车，“国家”和企业要损失十几万、几十万，撞死一个人不到10万就可以搞定(且不关汽车生产企业什么事)，而中国少的是钱多的是人，这就是中国“国情”嘛！但我们要问，这个“国情”是中国的宿命吗？不，决不，这个国情在很大的程度上是我们“设定”的。而“设定”这种国情的观念上的根源之一就是目中无“人”：在堂而皇之的旗号下，漠视国家最宝贵的财富--国民的生命安全及人类尊严。

　　由于自身价值得到确认和保障而民族凝聚力高涨的国民，才是一个国家自立自强的基础，也是一个民族最珍贵的资源。更彻底地说，人的存在，本身就是目的。《墨子》“经说”篇上说得好：爱人跟爱马不同，爱马是为了用它，爱人不是为了用人，应像爱自己一样是出于本心真情。这才是至大至美的仁者情怀。对于现代民主社会来说，以人为贵，珍惜和爱护每个公民的生命，则不仅是一种道德境界和伦理要求，而是国家存在的目的，政府义不容辞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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