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浪网友：南琛

　　上个世纪给我带来的是什么，也许我根本没有资格来说这个问题，只不过有一种现实的可能性时刻困扰着我，这种可能性也许会让我从此不再能过简单稳定的生活，谁知道呢，世纪末给人的感觉总是很怪诞，而新世纪之初又总会给人以希望，这种怪诞与希望对于一个人来说就象进了一家非法妓院，之后你可能得到满足，也可能被合法暴力所伤害，对于一个普通人来说，在获取快感与接受暴力之间作出选择，这岂不是过于残酷。这种两难选择的逻辑是，获取快感是一种非法行为，而接受暴力倒带有某种合法的成分，当然这绝非是嫖妓和扫黄那么简单。

　　问题还不仅仅在于你需要面对这种两难选择，事实上作为施暴(合法暴力)的一方，也同时面对这样的两难选择，是给你快感，还是给你暴力？从嫖妓这个意义上说，释放获取快感的自由，必然意味着道德的沦丧和性病的泛滥，这绝非一个现代化社会之福。从另一个意义上说，道德的沦丧和性病的泛滥与经济的发展和科学的进步等等并无必然的联系，一个喜欢沾花惹草的科学家同时也能做出伟大的发明，一个患上性病的作家可能正在写一部史诗般的著作，当然，如果认为一个科学家或是作家就可以游离于道德和法律之外，则更是与现代化社会相去甚远，如果把上面说的这些精英等同于普通人，那我们岂不是可以得出一个结论：获得生理快感的自由与社会的发展进步其实并不矛盾。暴力只不过是施暴方为获得合法性而采取的一种多此一举的盘外招？

　　事实绝非那么简单，在抛弃了嫖妓这个低级名词之后，我们还需要获得其他的快感，比如从填饱肚子到口欲之乐，比如从拥挤的平房到宽敞的华厦，比如从噤若寒蝉到畅所欲言，实际上，现代化社会不仅仅是一种物质现代化，也是一种精神现代化，物质现代化是可以量化的，精神现代化则存在争议，在精神层面上，每个人都遇到了上面的那种两难选择，一是你是否需要为获取精神上的快感而冒着接受暴力的风险？一是你是否需要给予社会成员以获得快感的自由还是用暴力提炼出一种高纯度的精神状态？上个世纪的中国一直处于这样的一种矛盾中，人的特点是饱暖思淫欲，这句话的引伸含义是当一个人在有了足够的物质生活基础之后，他必然要追求物质之外的精神生活，当一个社会创造出的财富足够分配时，拥有财富的多少就成了衡量这种精神生活的自由度的标准，这种标准可以具体化为金钱。而当一个社会创造的财富不够社会成员进行分配时，衡量一个人的精神生活的自由度的标准则趋于复杂，可能是一种权力，可能是一种世袭的地位，可能是一种社会关系，甚至也可能是你自身拥有而其他人没有的优势，比如说学问，正因为失去了一个统一的衡量标准，才会让你觉得这种自由度得来的艰难和随后的不保险。

　　社会给了你不平等的游戏规则，而你必须服从于这种规则，合法的暴力则是这种不平等规则得以实施的保证，不平等的原因在于社会财富的匮缺，换句话说，如果这种财富不足以保证每个人都能在吃饱穿暖后得到一定的精神生活的自由，那么，就必然会有相应的替代品出现，比如前面所说的权力，地位，关系，学问，拥有这些东西的人相当于比其他人拥有了更多的财富，考虑到中国一惯学而优则仕的特点，读书是在和平时期获取财富的唯一途径，学问也就成了一种特殊的财富，一种学问崇拜在社会上蔓延，一个人仅仅因为他读过书，就可以享受高人一等的地位，读书人也竭力要表现出自己的与众不同，比如穿长衫，穿西装，首先在外表上撒娇。这种不平等规则得以实施的保证是一种被法律化的暴力，合法的暴力不仅保证了政权自身的合法性，还可以保证社会有限的财富不被平均分配。在上个世纪及更远的时代，一个成熟的政权必须合理地运用这种暴力使其治下的社会成员随时处于一种物质上的不满足境地，也就是让普通人总是为获取食物而奔波，在没有得足够的食物以前，人是不会对生存之外的事有所追求的，当绝大部分社会成员为了最低限度的生活而忙碌的时候，整个社会必然处于一种稳定状态。而依赖暴力而生存的政权则有意无意地对新产生的社会财富进行再分配，有意的做法是加重赋税，使你的收入在交完税收后刚好处于能填饱肚子的水平，没有结余，当然也就没有了争取精神自由的额外精力。无意的做法是官员的贪污行为，官员在贪污的时候并未考虑到政权稳定等问题，但他们的这种做法恰恰有助于帮助政权所有者对于社会的控制。一个普通的社会成员，在赋税之外，额外地还要承担官员的进项，这使他们有可能结余的机会进一步降低，需要把更多的精力投入到创造财富中去，贪污现象最终会形成一个金字塔，层层盘剥。以明朝为例，政府规定的给官员的俸禄根本不足以一年的家用，更别说还要养佣人，还要应酬各种社会关系，还要有必要的排场，官员为了满足自身生活的需要，在征收的赋税之外，还强行征收一部分火耗，这部分火耗其实就是贪污，但这在明朝是一种半合法的行为，不征火耗的官员几乎没有，当然，这些火耗并非就全部落入某一人的腰包，还需要往更高一级的官员那里送，一级送一级，最终养活这些官员的，不是政府发给的合法薪水，而是社会成员在合法税收之外的供给。这样的现实必然导致出下面的逻辑：国家不负责养活公务员，只负责给你一个公务员的地位，然后你再靠这个地位养活自己。这种普遍性的贪污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可以保证社会处于一种稳定之中，因为他剥夺了本应属于他人或是本应平分给他人的那一部分财富，使普通人总是生活在一种现实的危机之中，为了躲避这种危机带来的伤害，就不得不把全部精力用在低级的劳作上，无暇去兼顾生存之外的事。但这种贪污本身蕴含着极大的危险，因为政府的税收是可以控制的，比如在遭受饥荒的时候可以免除，但官员的贪污是无法控制的，一旦这种贪污行为已经使普通人无法维持基本的生计，就必然引发骚乱，骚乱一但爆发，其结果对于政权来说往往是灾难性的。

　　合法暴力除了保证在财富上进行强行的不平等分配，还有一项功能是使社会成员本身的精神状态处于一种高纯度的统一之中。这种统一最先就是运用暴力来实现的，比如让社会全体成员都认同儒家或是其他的某一种道德准则，先是用暴力强迫你认同，随后建立一种完善的机制使你不能越雷池一步，经过几代人的熏陶，使这种道德准则被固定为准法律甚至法律制度，违反者必然遭到暴力的侵袭。满清在刚入关的时候强迫蓄发留辩，这期间使用了大量的暴力手段，一百年之后，已经无人再认为留辨是数典忘祖的不孝行为，两百年之后，就会有人宁死也不肯剪去那条辫子，而把这当作千古流传的不变传统，这种注重形式的做法有非常好的实际效果，当所有人都穿同样的衣服的时候，异端思想是绝难出现的。

　　不平等的游戏规则必然造就不平等的社会，这里的不平等是全方位的，君与臣，官与民，下级与上级，于是在已经得了部分自由的利益集团中，就必然要产生新的矛盾，处于既得利益中最下层的群体，需要对社会财富进行再分配，当然这种分配只限于在他们内部进行体制内的改革，于是出现了与暴力抗争的一种力量。这里需要强调的是，与历史上的这种合法暴力进行抗争的力量从来也没有来自过体制外，在矛盾激化后揭竿而起的人们仅仅是在争取“吃饱的权力”，他们对于整个的官僚体制并无不满，甚至还十分敬畏，一旦他们夺取了政权，立刻会以加倍的热情来打造这一体制，他们泄怒的对象是单个的贪污分子或暴吏，事实上对于整个已经形成的社会体制并没有改变的勇气，也没有改变的智慧，真正能造成革新的，是体制内，也就是既得利益集团中不满足自身利益的那个群体。这个群体往往徘徊在体制的边缘，他们不属于吃不饱饭的人，也不属于没有任何地位的人，但他们又进不了国家机构的核心部门，在与政权进行对抗的过程中，他们属于弱势的一方，因而能得到更多的同情，说到底是他们对自己的精神世界所处的环境不满，需要更多的精神快感，而合法的暴力使他们不能得到这种快感，于是他们开始对抗暴力。

　　这个群体是耐人寻味的，而作为掌握暴力权力的一方，也可以对他们有不同的姿态，一种是给他们快感，让他们宣泄，以造成他们从精神到肉体的道德沦丧，根据经验，精神的自由化必然导致道德的滑坡，比如两晋时代的文人们。另一种方式是坚决不妥协，并运用合法的暴力来打压。明清两朝在这个问题上的做法刚好截然相反，明朝对于这一个群体的态度是比较温和，给予相当大的自由，使得明朝的士大夫的精神有着广阔的撒娇空间，他们可以议论时局，抨击朝政，个别的甚至也可以骂皇帝过瘾，按理说这是一个相当民主的做法，但是呼吸着自由空气的士大夫们并未对明朝的长治久安有任何的帮助，对于生活在下层的社会成员更无任何有意义的指导，明朝的政治一如既往的黑暗，官员一如既往的腐败，但明政府的这一做法毕竟也得到了回报，在明亡以后，士大夫们对有明一朝的怀念是任何一个朝代的孤臣遗子所无法比的。满清则相反，他们选择了暴力而不是给这些人以快感，没了反对的声音，清朝的子民们生活得反倒比明朝要好得多，但知识分子对于满清的痛恨也达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

　　之所以造成这样的状况，其原因是中国的社会不是一个制度化的社会，而是一个权力化的社会，权力是社会的重心所在，造成这一状况的原因是社会财富的匮乏，于是就有了一种现象，当一个政权拒绝使用暴力的时候，这个政权往往处于风雨飘摇中，而当暴力成为一种平常现象时，社会形态异常的稳定。财富分配的不公正使得大部分社会成员成为体制(权力)以外的看客，他们甚至没有去改变这种看客身份的想法，只有当某一种不公正，比如说大范围失去控制的贪污，使得他们无法“混”下去的时候，他们才会敲打一下，而更多的时候，是既得利益者在为谁应该得到更多的快感而争论，一旦学问这种资本也不再值钱，这些原本的抗争者是会夹着尾巴做人的，很多人想不通为什么同样的一个教授在面对国民党的时候有勇气做的事到了建国以后反倒战战兢兢，其实很简单，有一段特定的时期，学问这种东西狗屁不如，失去了社会价值，他们也就失去了撒娇的特权。

　　下个世纪，也许我们还将在这种抗争与暴力的矛盾中度过，大部分人仍然生活在体制外，矛盾在于，随着社会财富的积累，也许会有更多的人要求得到精神快感，那时，是释放这种自由还是重新祭起暴力的大旗，又会是一个两难选择，可以肯定的是，在社会财富的积累没有达到一定的水平时，释放自由会是一场灾难，可能合法的暴力会让中国在新世纪更快地走完这一延续了几千年的路。当然，如果能达成一种默契，就仿佛现在卖淫与扫黄间的那种默契，也许是双方最好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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