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浪网友：我爱张爱玲001

　　日前看戴煌的《胡耀邦与平反冤假错案》一书，内中对“大右派”葛佩琦的坎坷际遇作了披露。我这人看书有时会胡思乱想，咦，葛佩琦比钱锺书仅仅小一岁而已。又从“一二·九”学运，想到写《思痛录》的韦君宜，不也是当年学运“出色的笔杆子”？这也引发了一个有意思的话题：即青年人在事业的选择取向上，会不会受出生地域的影响？还有就是于国于己的最终的成就感，心灵的满足度，如何界定？真是欲说还休！

　　二十世纪的中国，学潮不断。1935年，在“一二·九”学运中，当24岁的北大闯将葛佩琦和18岁的清华女生韦君宜为抗日救亡，迎着朔风上街游行时，25岁的钱锺书刚从清华毕业两年。那时他正在上海光华大学边教书边写他的古体诗，而后获得庚款的奖学金去了牛津。1947年，当北平学生发起“反饥饿、反迫害、反内战”的游行示威时，26岁的夏志清在北大边做英文讲师，边啃完英文原版的莎翁全集，考取美国奖学金去了耶鲁。与葛佩琦、韦君宜等对国家命运直截了当的政治化、公开化诉求和介入相比，作为青年人的钱锺书、夏志清显然称不上是“热血青年”，只是书呆子罢了。到了世纪末再回过头来看，当年的热血青年葛佩琦除了在个人际遇上有窘困之感外，更多是内心的失落感。一生的荒废和无所建树的想法，时时刻刻刺痛着这位当年优秀青年的心。这种感受，同样也存在于际遇与葛氏相比好得多的韦君宜心中。她的《思痛录》，不光是反思二十世纪的国史党史，更多的是在反思，他们那一代青年的人生之路。在爱国救国等崇高的理念之下所作成的事业，成就到底有多大？韦君宜说，“历史是不能忘却的。十多年来，我一直在痛苦地回忆、反思，思索我们这一整代人所做出的一切，所牺牲和所得所失的一切”。

　　一个有趣的地方就是：1957年做了“大右派”，而后历经坎坷的葛佩琦，确实是个北方人，出生于山东平度；官至人民文学出版社长、历次运动中“即整人又被人整”的韦君宜，1917年出生于北京。而成就了名山事业的钱锺书、夏志清，其青少年时代，都是在南方度过的，一个是江苏无锡人，一个是江苏苏州人。

　　说到南方人这种“避害趋利”的本性，我又想到了自己亲历的无奈之事。那是1989年陆斯时期，我正逢高考，我们的那位腰有隐痛的政治老师，从讲台后的专座上难得地站了起来，训导我们，“北方的学生就是傻，拎不清。看看我们南方的学生，大多数全跑回来了。”我不知道同学当时的感受如何，我是极端抵触，在心里大骂老师乡愿，痛恨逃回来的学生，认为是懦夫。哎，想想已是十一过去了……。我现在只剩下了感叹、懊恼：这十一年中，除了多看了几本书，我什么事也没做出来。

　　还是再说说钱锺书吧(‘说不完的钱锺书，道不完的张爱玲’于我心有戚戚焉)。前一阵，坊间出了本《十作家批判书》，第一个批判的就是钱锺书的《围城》，认为是“中国现当代文学中的一部伪经”。论点是人物描写卡通化、扁平化；结构局部大于整体；比喻过多，影响了叙事的顺畅。我忽然想起从八十年代中期至今，很有一批新锐作家写的一批长篇小说。他们继承福克纳和马尔克斯等的余脉，写出来的故事时间跨度大，从清末民国至今；还少不了一个大家族的人物，历经人生坎坷，性格曲折发展；小说结构前卫，参次错落，一会儿“我姥姥”如何如何，一会儿“我”如何如何；叙述流畅，极尽意识流之能事。我立时觉得耳目一新，大为赞叹。后来读得多了，居然分不出作者倒底是余某苏某格某洪某还是某某了。

　　当年在学校里读必修的人文版的《中国文学史》，苏联味道浓郁，越读越乏，猛然间到了宋代，眼睛一亮，《宋代文学的承先和启后》及《宋代的诗话》两章，如双峰突起，鹤立鸡群。那纵览全局的大度，信手拈来的从容，外加切题的比喻，我猜测会不会是钱锺书所写(因为当时我刚看完钱著的《宋诗选注》，就是在美国的胡适看后说道，‘注写得不错’的那本)。翻看前面的《编写说明》，印证了猜想，大喜过望。这说明一个人的文字只要有特色，有风格，再怎么淹没在凡俗的文海中，自己也会跳出来，为人激赏，不会是铜锺书铁锺书而只能是钱锺书的。

　　夏志清在熟谙欧美文学与文论的要件下，通读中国近现代小说，认为“《围城》是中国近代文学中最有趣和最用心经营的小说，可能是最伟大的一部”。这至少说明《围城》风格的独特性，在中国她是前无古人，至今也没见来者。

　　据说吴组缃曾对钱锺书道：“你的《管锥篇》里什么都有，就是没有自己”。余杰也曾抓住这句话批评钱锺书，当然还不忘数落文革中钱氏参与翻译英译本《毛选》那档子事。我不禁又想到了葛佩琦。如果钱锺书当年跟葛氏一样热血参加学运而不去英伦，或者干脆直奔延安。那钱锺书就肯定不是大学者的钱锺书了。其实这是两种“知识分子观”的碰撞。吴组缃、余杰等的观点背后，可以引用杰姆逊的一句名言来落实：“在第三世界的情况下，知识分子永远是政治知识分子”。显然，还存在着另一种观点是：在当下社会科目日益细化的状态下，批判社会最善长的是政论家(如邹韬奋)、社会学家(如费孝通)、杂文家(如鲁迅)、记者(如储安平)等等之类的人。知识分子最本职的工作是：创建知识，整理知识；发现美，创造美。这是不是钱锺书、夏志清的观点，我不清楚。不过我想，出生地域，会不会影响一个人的人生与事业取向，在没有详尽的统计之前，这个“葫芦案”最好搁置，不予评判。有时一个人的性格、兴趣和传承，切切实实会影响他的一生。同样道理，16岁的胡适(他也是南方的安徽绩溪人)上了由留日革命党办的中国公学，若也跟着同学们去参加黄花岗起义，或许早就翘了辫子，就没有以后的开一代风气的胡博士了。后来有人问起这事，胡适说，当时同学们认为他是读书的料，革命成功后，也需要有学问的人，所以没有让他参加“敢死队”。

　　夏志清去美后，不仅写了那本著名的《中国现代小说史》，另有经典之作《中国古典小说》问世。我不清楚国内是否已出中文版，从能见到的写钱锺书和张爱玲的两章，夏的功底很厚。我想，任何一部中国小说史或文学史，夏志清的书都是横亘在面前的一面镜子，照见你的功力的深浅、火候的高低。唉，何时才能看到这两本书？

　　敲完这个帖子，涑然发现，昨天是12月9日。65年前的这几天，葛佩琦、韦君宜这些热血的爱国青年，正顶着北京的竦竦寒风，为抗日奔走。65年后的今天，在二十世纪的最后几十天里，我感受着窗外的冬寒，想着这个世纪以来，那些在历次学潮中献出生命的中国青年，我有种想哭的冲动。

　　但愿，中国未来的未来，不再有为国事流血的青年；

　　但愿，我这篇文字，没有亵渎那些长眠于地下的英灵！

　　与各位网友共勉，仅以此文，纪念六十五年前的那场学运，和所有这世纪发生在中国的学生运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