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居在中国，其实也并不是新生事物。古已有之，我们从古代的文学作品中就能发现其踪迹。在民间，同居现象一直存在，一些下层劳动人民无力操办婚事，或是一些鳏寡孤独的人们常在一起同居。同居在近代，作为反抗封建包办婚姻、传统礼教的一种形式，被一些思想先进的左翼文学家和革命者实践过。不少著名作家和新文化运动的先驱，都曾先后有过同居的经历。他们中的一些人亲身受到过封建包办婚姻之害，对那种限制人的自由、束缚思想的进步、扼杀人性的婚姻形式深恶痛绝，所以在他们投身到反封建斗争中，遇到了志同道合的人生伴侣时，为了对抗旧的婚姻制度，义无反顾地选择了同居，以此来显示对旧传统的挑战。

　　著名的文学家、史学家郭沫若与日本姑娘安娜从1916年同居，当时他们两个家庭都反对他们的结合。到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郭沫若回国，他们同居了二十多年，育有五个子女。始终没有履行过结婚手续。郭沫若曾对友人说过，结婚是恋爱的葬礼，常保持纯洁的爱情心境，是最理想的。(选自《郭沫若和他的三位夫人》)

　　肖红与肖军是30年代中国现代文学界的两颗新星，肖军搭救肖红时，她已经是一个待产的孕妇，待肖红生下孩子以后，他们就同居了。那时在左翼圈子里，婚礼的形式是不需要的。

　　许广平与鲁迅都有着深受封建包办婚烟之害的共同遭遇，他们在反抗旧社会旧礼教的共同斗争中，从师生、战友发展到恋人，并同居生活在一起，期间也是经过一段不平凡的旅程。许广平在谈到她与鲁迅的恋情时坚定地说：“不自量也罢，不相当也罢，不合法也罢，这都与我们不相干！”他们不畏惧“人世间的冷漠与压迫”，不畏惧那些戴着“道德”的面具专唱高调的人们“给予的猛烈袭击”，坚定地共同生活在一起。

　　总体来看，中国是个高度重视家庭稳定的国家，这是由于中国两千多年来封建社会制度超稳定结构所要求的结果，也与低下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有关，更与传统的男尊女卑观念息息相关。随着东西方文化的交流与结合，使经济的、文化的、生活的方方面面都发生了变化，包括一些价值观念。据报载：在台湾，同居之风也在流行，台湾青年的婚姻态度是较开放的，有超过五成的台北受访者表示，结婚并不重要，特别是女性，大都认为婚姻并不像一般人们所想的那样安全可靠，所以她们宁愿选择同居。有些女性即使有了子女也不结婚，未婚单亲家庭的数量增加。近年来，新闻媒体也不断透露出同居现象增长的信息。

　　同居，也成为报纸杂志中常常谈起的热门话题。这样一种有别于传统婚姻的男女结合方式，在我国人民的生活里逐渐流行起来，它存在于各个年龄阶段和各种层次的人中间。

　　一些受过高等教育的高学历者，他们具有强烈的自我意识，更重视自己的事业，希望短暂的人生过得更愉快，能享受到更大的自由，所以他们往往最先选择同居这一方式。他们把性和婚姻分开来，不再为了能享受到性生活而匆忙结婚，不去登记婚姻，仍然可以过男女结合的家庭生活。这样彼此既可少负些责任又有较大的自由度。热恋中的年轻人，相识没有多久，若条件允许，就住到一起，过起俨然如夫妻的家庭生活；婚姻失败的中年人，为避重蹈覆辙，又不原压抑自己的生理需求，找个异性相伴走一程，相互慰藉；老年丧偶者，想找个老伴又担心子女反对和引起财产纠纷，也常采取同居方式共度余生。他们并不在乎是否有在一起共同生活的合法身份，更看重生活中的实际感受。

　　改革开放以后，全国性的人员迁移流动频繁，农村大量剩余劳动力拥人城市，民工潮越来越汹涌；还有许多人异地求学、求职、求发展，人才的交流也更普遍，他们单身在外，生活漂泊不定，其婚恋遇到了许多新问题，一些人便采取了找个异性伴侣同居的方式，来解决生理和心理的需要。

　　在农村，由于早婚早恋、父母包办、为了彩礼等种种原因，不婚同居的也不少；还由于中国有的重视结婚仪式，轻视法律程序的陋习，一些地方的人们法律意识淡薄，只承认婚礼庆典，不在乎法律登记，因此而非婚同居的也大有人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