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旧的情绪在空气中徜徉。怀旧风最先在歌坛吹起，先是春节时中央台的“同一首歌”大型歌会大受欢迎，之后一批阿姐级的老歌星，诸如欧阳菲菲、甄妮、徐小凤等纷纷宣布复出。歌坛的怀旧风迅速吹进了生活，人们开始缅怀自己的童年、青春、爱情。报刊杂志上频频出现“寻找初恋情人”的怀旧文章。

　　那些“寻找初恋情人”的人多数是满怀真情的。我们常说“初恋时，我们不懂爱情”，正因为不懂，所以更真，更投入。很多人在回忆自己的初恋时，常说当时恍然如梦中，梦境尽管很美，一旦醒来，一切已无法挽回。事后回想，总有诸多的对对错错让人或喜或悲，但这种总结其实毫无意义。初恋就像一场急雨，经过冲洗后一切都会发生变化。初恋的结果往往会很惨烈。投入的多，受的伤就重。往往是烟消云散后，双方发誓永不相见。

　　时间在流逝，感情在流逝。事过境迁，当初纯真的人们变得成熟，浪漫也被现实磨蚀殆尽，但是，在特定的时间里，在特定的环境中，我们的心中又涌起了那个人的影子和那种温馨的感觉。这时，也许就会产生相见的冲动。但是，这种冲动会带给你什么呢，寻回青春的情感，抑或造成第二次伤害——更大的伤害？

　　“在每次欣赏完她的爽快、能干后，我也暗自庆幸当初没有把这个浅薄的女人娶回家。”

　　——黄言明(化名)，37岁，旅游公司副总经理。

　　我的初恋在现在来看并不算太早，高中毕业的当年我没考上大学，到农村的一所中学去补习了一年。在这一年里，我认识了她。她长得一般，个子也不算高，是隔壁理科班的。我读的是文科，那时重理轻文，但我并没在乎这一点。不过是她主动追求我，我才答应回城后跟她一起看看电影的。看电影时她总喜欢把头靠在我的肩上，闻着从异性头上飘来的发香，我有些心跳，也有些迷惘。

　　与她分手是在我考取大学之后发生的事。其实并不是我提出的。只是因为当时她考入了银行，成天从事着与钱财打交道的事，觉得我这个哲学系的学生只有书生的酸臭气，无法成为她的理想爱人罢了。

　　分手就分手了。我们彼此都没有感到什么十分的痛苦。所以后来各自成家立业后，两家人还有一些往来，还有一些不大不小的事。

　　她会赚钱，人也豪爽，她有时挣了一笔钱后，总想邀我聚一聚。我也很乐意，与朋友一起分享成功的喜悦的确是一件让人很愉快的事，何况以前还是那么的密切呢。六七年前板砖一样的手机还令人侧目而看的时候，她就已有了一个，似乎时刻都有些业务忙着。然而最让我尴尬的就是在与我一道出门或者吃饭时，有目的无目的地给人打手机。我可不想让旁人以为我是她的跟班，每当这时候我便停下脚步，离她至少三米，如果在一起吃饭的话，我就转身去上卫生间——等她打完手机，然后该干吗再干吗。因此在每次欣赏完她的爽快、能干后，我也暗自庆幸当初没有把这个浅薄的女人娶回家。

　　“你看过琼瑶的小说《窗外》吗？我的经历差不多。”

　　——张晓青(化名)，35岁，杂志社编辑。

　　我的初恋是在不知不觉中出现的。很朦胧，也很恬淡。16年前，刚刚考取大学中文系的我兴致勃勃地来到了早已向往的大学校园。一时间天仿佛很蓝，日子也过得很快。转眼就上了大二。那天上文艺欣赏课的那位女老师生病，一位刚刚毕业的年轻男老师走进了我们的教室。腼腆而自信，文静中不乏风趣——没多久他便成为了女生们谈论的话题，成为了我心中的偶像，在他面前我几乎一贯是不知所措，又莫名的兴奋。

　　终于，我们成为了“知心朋友”。我自然不甘心仅停留在这一层次，暗恋已是事实。但不多久，他找到了我们学校的“校花”。

　　怀着淡淡的失落，我从大学毕业，来到北京工作。又生活在一个新的氛围之中——结婚、生孩子、离婚。日子过得不尽人意，但也并不委屈自己。

　　偶尔也从旧日同学的电话中得知他不能满足“校花”高消费的需求，成天只知著书立说而被迫“下岗”，然而著作等身，破格升为副教授。第二次婚姻，把他从西北带到了江南水城——偶尔我也用单位的电话与他通通话，道一道生活中的不平与委屈。虽然电话中语调很亲切，但心情却很平静安稳。

　　去年国庆前夕，突然接到他的电话，说是已来北京进修，想有机会聚聚。放下电话，稍事打扮我便赶往他所在的学校。11年后的他除了脸上稍稍有点胖了外，与当年没有太多的改变。正当我夸他还是那么意气风发、事业得志时，却听到了他对北京的感叹：物价太贵，无法出门；进修时自己收入下降，妻子来电话说不希望他在外呆得太久；每天的伙食费至少十元钱，还吃不到满意的饭菜；来北京一个多月了，竟然没敢在饭馆里吃饭；同宿舍学友交往太广，得不到充分的空间静心学习……

　　我请他去吃肯德基。我让他坐在座位上等我，捧着装满汉堡、薯条、可乐的托盘，当时只觉得手上和心里都很沉。

　　“那点私房钱代表的东西很多，但所有这一切，他都用不着了。”

　　——钟丽娜(化名)，55岁，大学副教授。

　　我的初恋发生在文革前夕。那年我从北京去西安读大学。在拥挤的火车上，一位年轻英俊的解放军军官帮我将行李放上了行李架，这样我们就认识了。

　　得知他也在西安的一所军事院校读书，我心中涌起了一股热潮。到西安后，我们保持着来往，直到最后我们发展成恋人。那时我觉得自己的命真好。他为人善良、有责任心，又积极要求入党，根正苗红，以后的人生道路十分宽广。

　　然而文革开始后，学校停课了。这时我的父亲被揪了出来，戴上了“走资派”的帽子。一次正当停课在家的我陪着父亲被批斗回来，看见他瞪着双眼在我家门前看着我们时，我知道这一次的不期而遇也就是我们分手前的相聚。他什么也没说，但神情黯淡，相对无语。

　　然而这一别就是二十多年。我结了婚，有了一双儿女，丈夫也是个老实的教书人。但是在我的心中，他才是青春时期火热、纯洁的象征。

　　当打听到他已回到辽西小县城的人民医院当着外科大夫后，我怦然心动，无论如何，一定要再见上一面。就这样我揣着多年来存下的“私房钱”，瞒着丈夫和孩子，登上了北上的路途。也许在小县城生活，他那洒脱的性格得不到充分发挥，那么尽我所能帮他调动出来；也许他肩负着较重的养家重担，那就把身上的这一笔不算太少的钱给他，希望能帮他做个本钱，改变生活的现状……

　　到了他的小城后，我受到了超规格的热情接待。从车站月台出来，便坐上了他安排的“专车”。住在旅馆，时不时有人来问候“张大夫的客人”，吃不完的水果，赴不完的宴席。“我一定要好好款待你。”“你说吃(猪)后腿，我不能让你吃前腿。”……好像县城里的人无人不认识“张大夫”，而“张大夫”也得意于四周送来的殷勤目光。

　　三天后，我不知所措地离开了“张大夫”和他的小县城，身上带着的钱连同我的希望、我的心，什么也没留下。

　　“虽然这段感情放不下，但我答应见他，多数出于报复的心理。”

　　——淑丽(化名)，46岁，仪表库管工人

　　1975年，那时我21岁，在顺义插队。他早就在注意我，后来才知道是因为当地一些农民进城时去我家串门，回来后说我家里特别干净，像高干。我们在一起交往了一年，我全身心地爱着他。事实上我们的关系早已明确，他父亲还特意来顺义看过我。后来我母亲发生意外，当时的我最需要的就是他的支持。没想到他迅速地和我疏远，似乎是因为我已经“家境衰落”了。我是一个有些骨气的人，看到他这样，也不理他了。

　　我其实很明白，我们俩的感情基础太脆弱，他不是一个可靠的人。但总因付出的感情太多，所以心里还是放不下。

　　后来我们都返了城。随后的一两年里，听说他通过各种途径打听我，但我不再想交往。我1979年结婚，丈夫是一个忠厚老实的人。1983年，他终于找到了我，那时他还没结婚。他约了我几次我都没答应。最后一次我终于答应了他，见面的地点是我的单位。我觉得单位人比较多，不会有什么嫌疑。

　　他对当初与我分手大概十分后悔，但我同意见他多数还是出于报复的心理。我总觉得他当时只是注重我的家庭，欺骗了我的感情。见面后，聊了各自现在的生活，他说：“看来你现在过得很幸福。”我当时再也忍不住，冲口而出：“这还要感谢你，让我找到了一个好爱人。”后来又对他说：“有空到我家里坐坐。”他并没有去我家。之后一晃就是10年以后，有一次他找我帮忙，送东西和取东西时又见了两次面。都是在我的单位，旁边都有人。

　　这样的初恋让人留恋的东西实在不多。但很多人跟我不一样，他们的初恋可能充满柔情蜜意、山盟海誓。这种初恋能够在一生中有所缅怀，也挺温馨的。我觉得传统婚姻搭帮过日子的多，并非完全以感情为重。但感情也是生活重要的一部分。

　　后记：采访过程中，我总有一种感觉，曾经的初恋无论甜蜜也好，苦涩也好，都会在记忆中珍存难忘。这种感觉在偶然想起时才备觉心动。不要试图去“鸳梦重温”，最终的结果只会让你失望。便仿如老照片，如果时时地翻看，很快就会发黄褪色了。(泓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