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在从喀什开往乌鲁木奇的长途车上结识霍贝尔的。当时是清晨，我先上的车，已经在自己的位置上坐好。弄了弄头发，然后车上陆续走上人来，几乎都是外国人。有时互相看一下，有点心不在焉，旅行时我有些走神，我斜靠在半躺的座位上看窗外。玻璃窗不很透明，清晨的长途车站，即便是喀什，也不显得多么特别。

　　大概正在这时候吧，又有几个人上车，好像响声挺大的，是三男一女，都背着天大的包，我想不出那么大的包里究竟是要放什么，于是无聊地想象着外国人旅行时包里面要放上衣柜之类的吧？他们其中的一个人一上车就盯住我看，长着栗黄色的卷发，在后面束了小辫，脸部轮廓俊朗。也可能是因为在来新疆的路上，我曾在莫高窟的佛像前许了一个愿，也可能是我那时正处在那种年龄。我的脑子里冒出一个荒诞的念头：我与这个男人有点儿夫妻相。想完后我有点嘲笑自己又有点嘲笑他似的满不在乎地撇撇嘴。

　　这四个人似乎是尤其快乐的一群，与其他几个已坐在车厢里的偏于沉寂的外国旅人不同。他们大声讲话，打招呼，找位置，吱吱地吸酸奶。那个注视我的人走过我身边时极其轻细地说：“HELLO。”好像是风吹过来一片花，我觉得很爽朗，像喝了一大口非常干净的水，同时心想：那个与他们同行的大眼短头发女人跟这位男子会是什么关系？他们是夫妻吗？他们是恋人吗？他们是吗？总之，我当时思想上可根本谈不上纯净。相反，是浑浊和阴翳的，有点像夏季正在大湖中游泳，突然头上压过来一大片云，水一下暗了，也似乎凉了。他们之中一人的铺位在我旁边，我记得在车要开动之前，这人忽然用不熟练的英文问我：“此车开往乌鲁木齐么？”我说：“是。”

　　开了一段车，大家认识了。梳小辫仔细看我的男子叫霍贝尔，法国人。其他两个男子是他的朋友马赫与巴布(他是刚问过我愚蠢问题的人)。女子是巴布的朋友丝尔瓦娜，瑞士人。他们在结伴走丝绸之路，刚从西亚走进新疆。

　　霍贝尔首先将巴布叫到后面去，几个人交谈，有人发笑，丝尔瓦娜说：“OH，OH。”巴布说：“NO，NO。”马赫是最年轻与最沉静的，始终把嘴唇躲在浓密的胡子后微笑。巴布回来告诉我霍贝尔提出与他换铺位被他拒绝了。

　　天真的很晴朗，我忘了上面有没有云彩，丝尔瓦娜的英文很好，我爱与她说话，霍贝尔常过来找巴布聊天，问我能不能坐我的铺位，我说行，他就说我KIND。他的肩膀晒得很红，上面印有雀斑。有时会忽然扭过头告诉我他长得像哪一位法国国王。我马上相信了。

　　长途汽车中间要停下来休息吃饭的。我下车买了一牙哈密瓜吃。霍贝尔问我好吃吗，我只是使劲点了点头，他就大笑着对巴布夸奖我非常可爱，他太露骨了。吃饭时我要了一盘子拉条子。霍贝尔则表现出在吃上的难缠，很嫌脏的样子，好像食物是细菌做的。又怕油，又要吃素的。最后弄了一碗白煮面条在那边用筷子奇怪地卷来卷去，也并不怎么真吃。我想当面指出他真像个玩蛇人。可他吃饭前很正式地对我说过：“祝你好胃口。”所以我忍住没讲。不但没讲不好的话，我还很文静地说不吃饭不好，特别在旅行中不利于身体健康。吃饭间我们有过谈话，隔着粗糙的桌子。“你学什么习？”我说：“我暑期后教书。”“你教书？！”“你教幼儿园吗？”“不，我教大学。”总之，这一类凌乱的对话，我记不清楚了，对话像飞鸟一样，我现在隔住时空的距离，捕捉不住这些鸟儿，它们抖抖翅膀，执拗地不肯重现。

　　后面又有一次下车休息，我一个人走远了，离开长途车一段距离，从远处观察霍贝尔一个人站在车前，弓着背，不知什么表情。但由于距离遥远，看见这样一位男子在背景无限辽远的戈壁荒原上孤独伫立着，自然界的广大，使他的身形显得特别的渺小，因此格外令人沮丧。我的心情有些摇动，感到他在以某种方式向我靠近。我看见他就像一只正在从深海里渐渐浮上来的海蜇，对于它的上浮我既是无力阻挡也无法躲避。

　　是一个半路搭上车的维族小孩把我捅醒并递过来一张粉色折叠的纸。他的双眼好像夜空的明星。他不会讲汉语，用眼睛看着我，手指着住在我后面上铺的霍贝尔，重复一个我听不懂的维语词汇。我慢慢打开那张纸，纸上面是一首诗。一首我不能看懂的法语诗。其中有一长段是由中心转着圈儿写出来的，就像从天空中观看旋转木马。几年后，当我在法国南部的古城阿维尼翁看到那座巨大的上下翻飞的旋转木马时，由于心情不好，我没有能力感到任何诗意，也没有对于以往浪漫的任何怀念。一个个奇异的法语字母像一张张各不相同的奔跑中的孩子的脸，由于是在颠簸的长途车上完成的，它们是颤动的，歪扭的，惊异的，有活力的脸。我不懂这异国的文字，但它们所具有的热力向我扑面而来，我像在梦中行走的人，鲁莽地迎接着热浪，也迎接着宿命从遥远处射来的清冷的光。

　　丝尔瓦娜在车厢里大声替我翻译霍贝尔为我写的诗歌。她盘着腿，经常将手指向天空，或自由地向左右拨开周围的空气。巴布扭过脸问我：“你知道法国的什么诗人吗？”“不知道。”“不知道吗？这不好。我知道中国的李白、杜甫。李白的诗很好，霍贝尔的则是ZERO。”我们都笑了。根据丝尔瓦娜的翻译，霍贝尔在诗中描写了与我的初遇及他对我的感情。

　　那个下午车就要到乌鲁木奇了。窗外的景色飞驰着，它们都不听我的话，它们不住地向后跑，对于我当时的年轻而言，它们奔跑得快到残酷的地步……

　　我们在分手之前，大声地互道再见，有人提议拍照，我们就都背着大包拍照片。丝尔瓦娜给我们四人拍了一张。后来我看到了照片，我们活像四只微笑的蜗牛。霍贝尔站在我旁边，不仅笑着而且紧紧地握着拳头。好像在手心里面抓了一只麻雀，又像是由于没抓住面顽固地生着气。

　　“我们丝绸之路的终点在北京，我们可否在北京见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