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总是害怕，天天如此”

　　对面的人行道上出现了一名警察，谢尔盖·S迅速转身，疾走三四步便消失在旁边的商店里。他透过橱窗玻璃紧张地向外窥探。直到那个穿制服的家伙离开，他才重新回到大街上。“我总是害怕，”他说，“天天如此。”

　　一见警察就溜是谢尔盖·S的求生策略。要时刻保持警惕，千万别受盘查。可这个男人自己就曾是个警察。那是在乌克兰，是他的前半生。他说，当他的工资不再负担得起一家三口居住的两居室的租金时，一切就结束了。

　　现在，这名从前的警察在德国凭双手吃饭，每小时挣4欧元。这对他而言是高报酬。为此他糊墙纸，粉刷天花板，给门涂油漆。这都是偷偷打黑工，始终有被告发检举的危险。

　　惶惶不可终日的生活留下了痕迹。他刚刚33岁，面容却让人想起老黑白照片上的战后归国战俘。

　　据估计，在德国大城市里像他这样的所谓的非法移民有100万人，仅在柏林就有1万人。柏林的许多非法移民来自东欧、乌克兰、俄罗斯、亚美尼亚。他们是有特殊规矩的地下居民。其中一条规矩是忍耐。不久前，当一个雇主拒付谢尔盖·S一周的薪水，还对他恶语相向时，他真想揍那个人一顿。但他随即想到了可能的后果：雇主也许会叫警察来查他的身份证，会给外国人管理局打匿名电话。因此，他只得默默地收拾工具，然后离开。他承受不起再像去年那样被驱逐出境。当时————他刚到柏林几个月————稽查人员冲进他所在的工地，发现他的工作许可证是伪造的。他们先把他运到克珀尼克监狱，14天后把他送回基辅。6周后他又回来了。人蛇集团要价1000欧元帮他由波兰偷渡到德国，他按月分期支付这笔钱。

　　“我从没想到会干这样的工作”

　　来自罗马尼亚的安娜·B几乎能讲一口流利的德语，甚至比一些德国人说得还地道。在非法居留于柏林11年间，她努力学习了很多课程，彻夜苦记单词，大量阅读德文书籍。她需要掌握德语。31岁的她身材瘦削，很不起眼。有两个人已经离不开她了：一个是44岁的男子，他处在多发性硬化症晚期，几乎没有行动能力。另一个是85岁的老妇，不久前她的身子骨还算硬朗，但现在成了需要护理的病人。

　　安娜·B每周护理多发性硬化症病人4次，每次从17点半到次日上午9点半不间断地看护他16个小时。之后，每天13点到17点她都要照料85岁的老妇。她每周工作约80个小时。“我从没想到会干这样的工作，”安娜·B说。1993年持旅游签证来到德国时，她曾充满幻想。当年20岁的她是被一个土耳其建筑商在罗马尼亚报纸上刊登的征婚广告吸引来的。

　　那个建筑商确有其人，但他已婚且子女众多。尽管如此，当时在柏林举目无亲的安娜·B还是与他保持了关系。当那个建筑商的长子威胁要干掉她时，她偷偷溜走，藏匿在克罗伊茨贝格区。

　　一个熟人用自己的名字给她租了一间房，她在报纸广告上找到了私人护理员的工作。多发性硬化症病人的一位女亲属每小时付7欧元雇安娜·B照顾他。但当她发现安娜·B是非法居留因而可以压榨时，就把薪水减到了每小时4欧元。

　　安娜·B不想再回到罗马尼亚这个欧洲的“贫民院”。她父母双亡，兄弟姐妹已移居意大利。她早就把德国当作家乡，但在这里她过得战战兢兢：只要犯小小的错误，她就不得不打道回府。

　　私人领域对她而言早就不存在了

　　卡洛斯·M放弃了自己的梦想。他本打算在德国积攒3万欧元，用这笔钱在厄瓜多尔开一家大的家具作坊。

　　没这种可能了。现在，42岁的卡洛斯·M把棒球帽紧扣在额头上，日复一日地坐在慕尼黑市郊一个天主教社团的活动场地里，等着社团成员雇他打零工。他往往一无所获。

　　卡洛斯·M在他的梦想之国遭遇了挫败。这位技艺娴熟的木工把一切都想得太简单了。1997年他持旅游签证从厄瓜多尔飞往慕尼黑，那时，他知道在这座巴伐利亚的大都会已有数千名南美和中美洲人非法居留和工作。

　　他无从得知的是，刚刚开始的经济萧条严重打击了非法劳务市场，时薪下降，竞争越来越残酷。

　　今天，在地下劳务市场几乎只有靠关系才找得到有利可图的工作，这些工作在一定程度上是继承的。已经有新来的人被同乡向外国人管理机构告发的先例。

　　50岁的罗西塔·V是名清洁工，8年来她几乎把全部薪水都寄给家人。她从未见过自己的孙子，只在电话里听过他的声音。她和4个男人同住，因为那儿的租金低廉，私人领域对她而言早就不存在了。这5个人的家当堆在架子和窗台上。室内唯一的柜子上放的电视机是卡洛斯·M不久前从垃圾堆里捡回来的。

　　因为两张床不够睡，所以睡觉的时候他们把床垫放在地板上。每当有人夜里要出门时，都要从别人的身上跨过去。

　　为了不让他们不信任的邻居知道32号公寓有多少人挤在一起，这些移民靠撒谎来应付了事。每当有人问“您住在这儿吗？”他们总是回答“只是来做客，只是做客”。当在电梯里遇到德国人时，他们就彬彬有礼地用含糊不清的德语向他问好。

　　怀孕的她显得迷茫而沮丧

　　来自秘鲁的卡罗利娜·R在汉堡非法居留了近1年，她的处境糟透了：这个33岁的漂亮女人怀孕了，这对于没有居留许可证的妇女来说非常不妙。非法移民在就医、住院，以及和户籍登记处这样的行政机关打交道时被发现并被驱逐的风险很大。许多怀孕的非法移民都堕胎，但卡罗利娜·R没有。“要是去堕胎，罪恶感会伴随我终生，”这名女天主教徒说。

　　她身穿白色套衫，用橡皮筋系住乌黑长发，坐在汉堡的一个咨询处里，显得迷茫而沮丧。迄今她最清楚的就是什么是自己不想做的。

　　把孩子送人，母亲也许就可以匿名住院？绝不能这么做！把婴儿送到收留弃婴的机构？这同样是交给陌生人，不行。

　　这名年轻的拉美女子不敢回秘鲁，不敢回到在利马的父母和妹妹身边。她知道，亲人们希望看到一个富裕女子衣锦荣归，而不是一个将产下私生子并因此令家人和笃信天主教的亲戚蒙羞的孕妇。

　　卡罗利娜·R靠谎称探望住在汉堡的姨妈而入境。抵达后不久，这位专门研究儿童学习障碍的未来的心理学家就在汉堡的万茨贝克区清扫起出租房的楼梯间。一家清洁公司的几个职工想少干点活，于是从自己的薪水里拿出钱来雇她帮忙，每小时给她3欧元。她们对她发号施令。当她做错了什么，这些人就对她高声呵斥。

　　卡罗利娜·R的姨妈家里非常拥挤，她没法再在那儿住下去。除非那个男人痛快地承认自己是她腹中胎儿的父亲，也许才会有这种前景：孩子会得到德国国籍，母亲先得到“容忍居留”权，然后获得有限居留许可。

　　卡罗利娜·R的梦想远不止于此：她希望，当她德语学得更好以后，能在汉堡找一份儿童心理学家的工作，希望孩子的父亲回来找她并和她结婚。但那个男人已不知搬到什么地方去了。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