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使馆区”主要聚集了一些社会主义国家的使馆。一些亚非拉和东欧非社会主义国家的使馆也被安置在这里。“第二使馆区”也叫“北使馆区”，西方发达国家使馆聚集此处，沿亮马河排开来，比“第一使馆区”更为幽静。

　　陶米恒说，在新中国成立之后，中国和苏联的关系是非常特殊、非常友好的。考虑到两国政府之间的特殊关系和历史背景，中方把这块地皮划给苏联建立新的使馆办公楼和住宅楼，同时中国在莫斯科列宁山附近得到了外国使馆中面积最大的一块地皮。

　　红卫兵围困外交官16小时

　　自20世纪50年代末期开始，中苏关系破裂。尤其是“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使馆在动荡的政治风云中受到很大影响。苏联驻华使馆成了红卫兵冲击的对象，通向使馆的那条街道也被改名为“反修路”。

　　1967年1月，中国驻苏联大使馆遭到了苏联警方的“清洗”。在当年中国政府的一个声明中称：“160至170名便衣警察进入苏联驻中国大使馆场地，用暴力清除了陈列品并殴打31名使馆工作人员，其中3人严重受伤。”闻讯后的红卫兵把苏联驻华外交官员围困在车里达16小时。

　　在两国关系恶化时期，双方使馆的工作受到前所未有的影响，除了有限的经贸往来，其他交往都停止了。使馆的部分工作就是发抗议照会，人数更是降到最低限度。

　　当时，中国驻苏使馆只剩下20多人；在北京的苏联人也只剩下为数不多的使馆工作人员以及塔斯社的几名记者。

　　中国警卫用生命保卫使馆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就在中苏关系异常敏感的时期，1976年4月29日，正在苏联驻华使馆围墙外值勤的我外事警卫李登贵，突然发现一个身背黄色旅行包的男子正神色慌张地向使馆靠近。这名男子在离大门口不到10米处划着了火柴，然后将旅行包里的导火线点着准备往里冲。紧急关头，李登贵和正在值勤的卫兵祁国兴不顾一切地冲上去。一声巨响，李登贵和企图闯馆者同归于尽，祁国兴身负重伤。两位武警战士用鲜血换来了使馆的安全。得知事件真相后，苏联外交官们从使馆内走出来，对着烈士牺牲的地方鞠躬默哀。

　　虽然陶米恒没有经历这段历史，但他说：“在两国关系正常化之后，为什么两国关系发展得很快？就是因为两国之间曾经有过很深的感情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