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海外务工，有各种各样的风险，国人在海外遭绑架而遇难、在工棚里被冲锋枪扫射而遇难、在咖啡馆里吃东西时遇上“人体炸弹”、在宿舍楼里遭遇黑社会枪击等不幸事件，都发生在号称全球第一危险的伊拉克之外的地方，其他如勒索、疫病、毁约以及其他不测之祸，以及人生地不熟这类困难，都难以避免。但是，仍然有不少国人出去了—————只要风险不是十分骇人。甚至还有一些人认为，越是别人不敢去的地方，自己就越有可能找到工作和商机。

　　敢于合理地冒险，不管这句话多么拗口，仍然是值得在国人中提倡的一种时代精神。

　　现在政府鼓励国企和民企“走出去”，作为一般的劳动者也应当走出去，人多地少、劳动力过剩、就业紧张、内需有限的国情决定了中国人必须走出去。我国人口占世界人口20%强，而国际劳务输出人数只占全球劳务输出总人数的1%，这里面有很大潜力可挖。

　　我国的海外劳动者(含务工者和经商者)目前有300多万，他们大多数是通过合法渠道出去的，去东南亚、欧洲、西伯利亚……他们为人多地少的家乡和境况不佳的家庭排忧解难、反哺输血，敢于接受生活的挑战，说他们是平民英雄并不过分。但是，也确有一部分海外劳动者是通过非法渠道出去的，包括前不久在伊拉克遭绑架的7位来自福建的劳动者。我在《海外劳动者是我们时代的平民英雄》(1月23日《新京报》)一文中，可能把焦点过于放在这7个人上面了，结果就有了徐友渔老师给我指谬的《替弱者说话也不应违法》(2月10日《新京报》)。

　　“违法”主要针对行动，“说话”一般不会违法，替弱者说话当然更是多半不会违法。徐老师也是常为弱者说话的。我一直很敬仰徐老师的学识和为人，也能读懂徐老师的意思—————即便是弱者，也不能以弱者地位作为理由来违法，或以为是弱者就可以得到特权、豁免，就可以为所欲为。

　　我想，国人不会因为一句“海外劳动者是我们时代的平民英雄”，就大胆涉险无所顾忌。没有人是想去海外做英雄的，他们只是想去赚钱养家、改变个人的境况。但海外劳动者这个群体确实体现了我们时代的精神，20世纪60、70年代日本经济起飞和兴盛的时候，大批的“企业战士”也是哪里都去，包括一些危险的有战乱或有疫病的国度，使得日本商品在全世界攻城拔寨，让日本完成了一次“和平崛起”。

　　当然我还是要感谢徐老师的提醒，平民英雄和平民的英雄行为都应当在法律的界限之内。而我的本意，也没有鼓励非法出境打工的意思，如果有误导他人涉险且犯法之嫌，我愿意在这里说声对不起。这7位劳动者确实没有遵守我国的法纪，也没有遵守伊拉克的法纪(徐老师文章说他们是在从伊拉克“非法离境”的途中被绑架的)，但还是没有到“罪有应得”的程度，该救人时还是要聚精会神地救人。

　　其实，这个非常糟糕的事件，不仅凸显了公民个人的责任，也凸显了我们政府的责任：不仅是事后大力营救，更应在事前大力防止。为什么这7个人不清楚伊拉克情况而涉险前往？结果让政府———不，纳税人———花这么多“冤枉钱”？政府在这方面有哪些责任？为什么会有许多国人出国打工不找合法中介而去找黑中介？结果生命和财产权利没有得到有效的保障？政府在这方面有哪些责任？

　　我们假定这7位劳动者不知道伊拉克正在打仗或十分危险。我们的电视、报纸天天都在宣传这些内容，他们为什么像洞中人一样？在出国打工成风的地方，政府无论如何应该加强这方面的信息服务。我们也可以假定他们其实知道伊拉克很危险，但执意要去，原因是去那里中介费比较低廉，再加上伊拉克重建是当今世界天字号的巨肥工程，对他们有吸引力。但是，政府有责任告知他们此行可能风险大得不能承受，去别的地方更合适。

　　其次，他们为什么要选择黑中介，或不守法地溜出国门？原因可能有多种，如正式渠道比较贵而且慢，与这7位劳动者的经济头脑相悖；如正式中介太少，让黑中介有更多机会招揽到客户。

　　政府在改善这些状况方面也应当负起责任来。

　　当然，不能因为政府在责任方面的疏漏，公民就有理由自己也不负责任，尤其是守法这一基本的责任。可是，这很难，当政府在责任方面有所疏漏的时候，许许多多的人选择了通过非法途径出国打工。公民在守法与不守法之间，是有一个选择和计算的，或是信息不畅，或是渠道不通，或是守法的代价比较贵，等等。所以，我们在教育公民要守法的同时，更要强调政府负起责任—————创造条件让公民选择守法。

　　(文/庄礼伟 暨南大学东南亚研究所副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