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来“晓之于理”或“动之于情”全都不是什么灵丹妙药，人家可是软硬不吃！唉--！想当年咱给资本家卖命时，可从没有这种反抗精神！惭愧啊惭愧！看来还是后浪推前浪！得得！咱没人家厉害，咱认人家老板就是！

　　于是，我把态度放得更诚恳、更谦虚谨慎，小心翼翼地求她：“你当然帮了我好多忙，我怎么会不知道呢？可现在不是好多眼睛在那儿盯着，你不来让我没办法交代嘛！我这也 是没有办法的办法嘛！哪怕来上班后你只是干坐在那里，只要给我这么一点点面子、让我能向头儿们交代就行。”

　　她更加气愤地重复：“你要是认为我没给足你面子，那就真没什么好说的了！”

　　我知道周围所有的外国耳朵都已辨别出我们是在吵架。不幸的是，这种事无法不说中文；可幸的是，我们会说中文。

　　不得不认真冷静一下自己。本来确实从不想当老板；即使现在，在已名符其实地“统帅”了一个我不想统帅、由此却看来不能不统帅的人，却更是如此。可人家却又不让我统帅。可如不解决人力问题，那就是对不起以食为天的人民性这一本质问题。唉，“闹革命为什么这样难”？！

　　突然想起，不知道什么人在什么时候、在什么地方、为了什么原因，曾讲过那么一句话：在别人都能做到而你做不到的情况下，问题只能出在你自己的身上。不由定了定神：“知错便改，就是毛主席的好学生！”教导着自己。然后，缓了缓神，很认真地对眼前这个想当翻身农奴的可人儿说：

　　“期末考试已过去整整一周，但你只来工作了十三小时。换了任何别的人，你敢在他面前这么说、这么做吗？所以我想，如果你确实认为已给足了我面子、是‘帮’了我什么‘忙’、甚至今天因此而感到非常冤枉和委屈的话，那我们之间，倒确确实实没什么好谈的了。”

　　分头去干活时，她没有好脸色；直到下班，她均是十分气愤状。

　　“很令人可怜和同情！”我想，“没办法罗，我的错罗！”我学着电视里广东人讲普通话时的那种腔调。不过，她的态度虽那个，干活却多少认真了点；尤其每当见我时，竟还多少表现出点令我很不安很尴尬的那种尴尬和不安。

　　第二天开始，她果然每天按时上班。现在她确很给面子，一动不动地在电脑前，一坐就是很久。有时远远可以听到她打电话的声音，通话时讲的多数是咱国语。一次有人来揭发，说她在复习功课，但我并未去突击搜查。还有两次，则偶然碰到她在做家庭作业。

　　仍是什么都没向她表示。人家人之常情嘛，对不对？虽然可以勇于大训美国佬，但对咱“骨肉同胞”，却训不出、也不应当，不然，就不是人之常情嘛，对不对？这点阶级觉悟，咱还是有的！

　　终于有一次，见她在填time　sheet。她涂涂改改，涂坏了两张表，仍还在奋力地改着。我的到来多少使她减少了这个似乎极其痛苦的过程。她看了看我的脸后，说了声：“这块又填错了：多填了几小时，我还得改。”我不语，一如既往地很亲切地看她改过。她曾有点畏惧什么似的顿了一下，终于继续，最后终于填好了相当诚实的工时。期间她当然曾数次抬头看我，而我在最初犹豫了一刹那之后，竟鬼迷心窍般始终保持面无表情。最后她问我：“是我去交给秘书，还是你帮我交？”意思是问我这次要不要签字。我很热情地说当然是我送，便接了过来，然后，虽然带着一种原罪之感，仍终于一字未改，交了上去。

　　这次当然，她一点也没多拿钱，尽管就她出的活儿来看，她可不仅没有吃亏。可是，咱哥们儿不保护她，谁保护她呢？！

　　自她有板有眼开始“正式”上班始，又是一周过去。那只须做一天的活，她却似乎永远也做不完。

　　我开始恐怖地感到，自己似乎有点要失去耐心。“千万不能站在资本家的立场上去谴责她啊！”我时时刻刻给自己敲着警钟。

　　那天终于轮到我们搬办公室，不得不让她搬些书到书架上去。她却头也未抬，马上不加思索不容置宜地说：“我一个人干不了这事！”

　　天知道我当时怎么那么没阶级立场没修养！没等她的话音落，我便吼了一句：“你不干也得干，没有别人能帮你！”

　　看来，她真的是把我当成资本家来反抗了！看来，我真的在欺压咱们老百姓了！而我，原本只是她的阶级弟兄、一条战壕里的战友啊！

　　我的活，终于积到了那一刻。老板来突查，临走时十分光火，口中已经有了恶意。我一夜没睡好。

　　不知怎么，竟莫名其妙地想起了那个金鱼的故事。那老太婆不满意东，不满意西，一再向那金鱼无底地索要，最后终于仍回到了原来她那穷得不能再穷的小破屋里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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