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地高校要做好留学生工作，关键在于提高学校本身的国际竞争力，吸引优秀学生选择内地高校。
近日，一名叫毛玥的高三女生成为了武汉当地的“热点人物”。这是因为她刚刚被纽约大学阿布扎比分校录取，而且拿到了该校折合人民币213.5万元的高额奖学金。这所大学以每年仅为0.9%的全球招录比率，被誉为全世界最难考入的大学之一。毛玥之所以能被这所国外高校录取，既得益于其优异的学习成绩，同时也源于其丰富的课余爱好和特长，而这些常常会成为国外高校录取国内留学生的重要依据。
几乎就在毛玥被录取的同时，国内高教界正在进行着与此有关联的一场讨论。这场讨论源于国内某些高校在招收留学生工作中正在进行的“申请—审核”制的尝试，但这背后，则是我国高校该如何录取留学生的更深层次问题。
笔试VS申请
所谓申请—审核制，简单地说就是考生个人向留学目标高校提出申请，并按照对方要求提交相关材料，再通过初审以及综合考核后，按照择优录取原则进行录取的招考方式。在国外，大部分顶尖高校在录取留学生时，所采取的均为这一制度。
与国外普遍实行的申请—审核制不同，我国高校在录取留学生时，主要采取的方式还是笔试。之所以如此，一个重要原因便是相较于前者，笔试的方式节省成本。
在接受《中国科学报》记者采访时，江苏大学海外教育学院院长高静表示，申请—审核制由于考量的综合性而对申请者更加公平，但它的实施也必将使高校在招收国际学生时投入更多的人力、物力，这要比笔试花更多的时间和精力。高静说，“国内一些顶尖高校是有此实力实行申请—审核制的，但是对于像江苏大学这样的普通高校来说，实施起来就比较困难了。”
相对而言，高静更愿意推进“本土化”的国际学生招收方式——笔试。
“我们根据各个国家的考试系统，设定了各国学生不同专业本科生的入学门槛。”高静表示，在比较各个国家学生的学术能力时，其实是没有办法达到绝对公平的，只有参加了学校提供的考试或者统一的国际水准考试，大家才有可能在一个公平的情况下竞争。
在高静的话语中，出现频率最多的一个词便是“公平”。事实上，对于一项录取制度而言，最受公众关注的一点也是制度本身是否公平。
需要注意的是，申请—审核制虽然在国内高校录取留学生工作中所用不多，但在诸如博士生招生等其他领域，这一制度已经被很多高校所采取。而在多年以前，该制度首次在博士生录取工作中被尝试的时候，公众所质疑最多的同样是公平问题。只不过，当时的公平问题更多针对的是高校内部人员的徇私舞弊；而在留学生招生领域，“公平”问题更多地指向对缺乏统一考试所造成的录取标准降低的担忧。
对此，教育学者、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向《中国科学报》记者坦言，申请—审核制本身并不会造成国际学生入学门槛的降低，因为国外一流大学在招收国际学生时也都实行申请—审核制。
而北京交通大学国际教育交流中心主任刘彦青对此的表述则更加直白：“不再笔试，其实是更难了。”如果是笔试，录取与否主要取决于考试成绩，考了高分基本就可以录取。但改成了申请—审核制，加大了学校的招生自主权，综合考量申请者的素质与能力，进而实现提高生源质量、优化生源结构的目标。
质量VS规模
实际上，无论是规范化的考试，还是申请—审核制，其目的都是为了确保国际学生的质量。而高校之所以会如此重视国际学生的质量，是因为要建设成为世界一流水平的大学，开展常规的留学生教育是必然选择。
“评价世界一流大学通常会有一个指标，那就是攻读学位的国际学生比例，在很多世界一流大学，这一比例达到了20%。”熊丙奇指出，这一方面体现了学校的国际竞争力，另一方面也是学校生源多元化的要求。如果一所大学只招本国学生，是很难办成世界一流大学的。
近年来，我国内地高校的确非常重视留学生工作，“但无法回避的事实是，内地高校虽然在世界大学排行榜上的排名逐年提高，但大多并没有转化为招生吸引力。”熊丙奇说。
有数据为证——哈佛、剑桥、牛津等国外一流大学的留学生比例都已超过20%，不少已达到30%，但国内高校基本连10%都达不到。
由中国与全球化智库研究编著、中国社科院社科文献出版社出版的国际人才蓝皮书《中国留学发展报告（2016）》指出，2015年，中国在海外留学的学生达到126万人，位列留学生输出国首位；同年，来华留学的外国学生总数还不到40万人。欧美同学会理事、《留学生》杂志编委艾曙光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指出，传统的公费留学生大多是去读研，现在已有很多学生自费出国进行本科乃至中学阶段的学习。
面对这一情况，高校是坚持招生标准以保证留学生质量，还是降低招生标准以增加留学生规模？
在熊丙奇看来，目前大多数内地高校选择的是先增加留学生规模，这势必会引来质疑，给内地学生带来强烈的不公平感，同时也会影响留学事业的声誉，使其陷入恶性循环——生源质量低、培养质量低、留学生素质低、令其他学生不愿意选择留学中国。
对于熊丙奇的观点，刘彦青也深以为然。
“从眼前来看，留学生规模增长过快，社会服务、管理水平跟不上，就会产生很多隐患，比如医疗、生活服务、学业指导、心理健康等方面的问题；从长远来看，还会砸学校的牌子。”刘彦青说，“只有循序渐进，逐渐发展，才能避免这些问题。”
竞争力VS吸引力
那么，怎样才能提高内地高校对留学生的吸引力，在确保质量的同时也能扩大规模呢？
刘彦青认为，高校应积极参加国际教育认证体系，打造英文授课品牌课程，提升学校国际竞争力。
与刘彦青的观点类似，高静的想法也非常具有可操作性，就是以市场需求为导向，根据留学生的需求，量身定制教育服务项目。并且，包括她所在的江苏大学在内的一些高校也切实做出了探索，通过打造留学中国品牌，提高入学门槛，大力推进预科教育，切实提高自费生生源质量。
2016年2月，哈工大、西北工大、华东师大(微博)等28所高校与上海汉声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共同发起成立“留学中国预科教育联盟”（以下简称CCN），校企合作、校校合作，打造标准化自费预科项目，成员现已增至38所高校。CCN成员高校通过互补性合作，吸引优秀学生就读海内外预科项目，提升各成员院校的留学招生数量、留学生源质量与社会声誉，实现成员院校在来华留学教育方面的提质增效。
“由于人力、物力不足等原因，以一个高校的力量去吸引留学生是不够的，所以我们构建了CCN这个平台。”高静说，大家资源共享、相互抱团，这也是内地高校提高生源质量的一种方式。
如果说刘彦青和高静的观点偏重于技术层面，那么，熊丙奇的看法则更有些改革的意味。
“内地高校要做好留学生工作，关键在于提高学校本身的国际竞争力，吸引优秀学生选择内地高校。”熊丙奇说，但是与国外一流大学高度重视本科教学不同，我国正在创建世界一流大学的高校更重视学术研究而轻视教学。
“说到底，我国留学生招生、培养中的问题，是学校功利办学在留学生教育中的体现。”熊丙奇说。
如今，我国已经正式启动“双一流”建设，而对于大学和学科是否具有了世界一流水平，熊丙奇认为，只有申请进入我国内地高校与申请进入哈佛、牛津等高校一样难时，我们才可以理直气壮地宣布。而且，这也是我国所有高校在建设世界一流过程中必须直面的问题。
记者手记
在留学生录取工作中，对于“公平性”的担忧并不是学界所独有的。甚至可以说，普通公众对此的关注度要大得多。这并不奇怪，在国内，无论是高考、考研还是公务员的选拔，只要是与人才选拔有关的制度，都不可避免地会陷入“公平”与“效率”的抉择之中，难以脱身。留学生录取当然也不能免俗。
必须承认，公众对于各种招生制度公平性的担忧是有道理的，毕竟在国内的每项考试，其竞争的激烈程度都是国外类似考试所不能比的。在此情况下，任何一点在公平性上的疏忽，都会导致更多的人受害。
然而，正是这些“有道理”的公平性担忧，却在客观上导致了很多在国外可以很好执行的政策，在国内却寸步难行，至少也是争议多多。比如已经实行了十多年的自主招生制度，再比如去年曾引起国人关注的江苏高考减招引家长抗议事件。
于是，我们似乎不得不面对一个颇有些尴尬的现实——公众焦虑与制度本身都有足以坚持自己立场的理由，但却因此导致了两者之间的队里，最终损害的还是高等教育本身。
当前，我国的高等教育已经完成了在规模上的扩张，进入了内涵式发展的新阶段。此时也正是各种改革制度频繁出台的时期，如何处理好这一对矛盾，应该引起相关人士的思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