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丙奇(微博) 教育学者

　　2011年国家公务员考试报名的审核工作已于10月26日18时结束。据统计，今年最终报名人数为1415138人，在报考人数连续多年持续攀升之后，今年首次出现了负增长。有专家分析称，出现人数首次下降是内外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一方面经过多年的考试，考生报考的心态更加理性，另一方面，就业大环境的转好也分流了部分考生。(10月28日《扬子晚报》)

　　在我看来，专家上述观点大可商榷，要警惕这些专家观点会误导政策。

　　我并不赞成“公考降温论”以及由此得出的“就业环境好转”分析。诚然，从数据统计上看，今年通过审核的公务员报考人数确实比去年的146万人少4万多。但依据减少4万人，就能得出“考生报考心态更理性、就业大环境好转”的结论吗？

　　我认为，今年通过审核的公务员报考人数减少，主要原因在于有的岗位明确要求报考者具有基层工作经历，这无疑提高了“经历门槛”。此前还有媒体报道，一些单位在报名审核时，就对报考者进行委婉“劝退”，提醒后者他们的经历没有竞争力。因此，如果没有“经历门槛”提高的因素，2011年公务员报考人数，极有可能再创新高。而公务员报考的这种局面，反映出就业环境依旧困难的现实。

　　那么，为何有专家却急于得到考生心态更理性、就业大环境好的结论呢？这让我想到，2009年高考报名人数减少，教育部证实有84万学生弃考之后，随即就有专家表示，这是一种好现象，表明成才路径已经多元化。如果成才路径真正多元，考生可以不上大学也有不错的出路，那确实不错，可问题是，高中毕业生弃考，是因为有更多的成才选择，还是无奈呢？而进一步的调查显示，主要弃考原因是选择境外高校、大学学费太贵而就业难、(为提高升学率)被老师劝说放弃高考、自觉高考无望而放弃。

　　对公务员报考人数“首降”一事做出上述分析，与有关专家对高考弃考的评价，十分类似，即那都是领导们喜闻乐见的观点。

　　这样的分析，如果随便说说、自娱自乐倒无妨。问题是，这类观点往往由于很对一些领导的胃口，而很容易被采纳，甚至成为决策依据，研究者也由此成为领导的座上宾，能获得各种好处。

　　在我有限的认知中，就见识过多起这样的事例。某高校一研究生班总共30人，毕业时实现就业的学生只有5名，但在就业座谈会上，找来发言的是已经就业的学生，且被老师关照要往好里讲，于是，领导听完之后得到的大体印象就是：学生的总体就业形势并不像媒体宣传的那么差。近年来推出的诸多大学生就业措施，客观上说，都存在十分严重的应急问题，但从下到上，问题逐层衰减，让领导们感受到自身决策的正确，进而继续坚持以往的决策。

　　人们因此爱批评这些专家、学者没有道义感和良心，但其实，这更是决策机制和评价机制的问题。从研究角度说，结合一些现象，做出自己的分析和判断，这是研究者的自由；他的研究观点，被决策者采纳、吸收，责任也不在他。而研究者一味迎合领导，是因为领导掌握决策权以及资源配置权。

　　要防患片面的信息左右决策，不在于消除片面信息(这是学术自由的必然)，也不在信息的充分(再充分的信息，也可能被领导者过滤，只采信自己喜欢的，而不待见不喜欢的)，而必须建立科学、民主的决策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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