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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务员招考内幕:危险的“第一名”(2)

http://www.sina.com.cn   2012年05月23日 11:25   21世纪经济报道

  被质疑的“萝卜”

  “一个萝卜一个坑”。在公务员(微博)招录中,原意是应聘者这个“萝卜”,是否适应职位这个“坑”?利川市人社局,则根据“萝卜”特点,“量身定制”了一个“坑”。

  4月24日,恩施州当地论坛爆出消息:利川市人社局出现“萝卜招聘”事件,该局直属事业单位城乡居民社会保险管理局直接招聘两名工作人员,最终选出的2人均为人社局内部干部子女,分别是该局医疗保险股股长张光会的儿子张马堃,该局就业服务股股长方玲的儿子黄国华。

  根据网友爆料,利川此次招聘,共有19人应聘,其中具有研究生学历的有7人。招聘结果一出,网友发帖质问,“利川人社局是否成了‘世袭局’?

  但利川市人社局党组书记谭忠友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却说,“结果是一种巧合,不存在徇私舞弊行为。”

  此事在网上迅速发酵,再次引发对机关事业单位“萝卜招聘”乱象的讨论。

  记者调查获悉, 恩施州人社局《关于做好2012年事业单位直接选聘高等院校优秀毕业生工作的通知》这则通知,是今年2月2日发布的,其中规定“选聘对象年龄控制在本科生28周岁以下(1983年1月1日后出生),硕士研究生32周岁以下(1979年1月1日后出生)”。

  而按照人社部发2010年印发的《关于进一步规范公务员招考年龄设置的通知》要求,我国公务员招考年龄一般为“18周岁以上,35周岁以下”,“任何招录机关不得随意缩小公务员报考年龄范围。”

  显然,恩施州的这个“指导文件”从出炉伊始就受到质疑。

  到了今年4月19日,利川市《人社局直属事业单位选聘高校毕业生公告》中,则在州人社局文件的基础上,加了一条“要求文科类专业,出生年月日一律以身份证为准。”

  这一切则被网友戏称“想法设法把招聘门槛提高”,即使条件这般“苛刻”,依然有19名考生参加报考,因为在当地“这是吃皇粮的好工作”。

  “利川市是恩施州经济仅次于州政府所在地恩施市的一座城市,距州政府也仅有61公里,其事业单位和公务员单位待遇都是很不错,而且现在独生子女多,很多家长(微博)也是盼着子女在身边就业。” 恩施州一名副处级干部在谈到这一事件的背景时对记者说。

  记者在利川市人社局公布的《直接选聘高等院校优秀毕业生面试成绩和参加体检人员名单》中发现,最后的考试结果为张马堃和黄国华以面试94.2分、91.4分的成绩,获得体检资格,两人分别是南京大学(微博)研究生和华中科技大学(微博)的研究生。

  而这次录用显然也奉行了“快审快结”的思路,没有笔试环节。组织报名后,直接在4月24日上午9点进行了所谓包括“主要包括业务能力、思维能力、应变能力、组织协调能力、语言表达能力等”在内的面试,随后就公布了体检名单。

  有网友戏称“萝卜快了不洗泥,招聘都提速了”。

  而本次考分较好的一名宣恩一中一名女教师,则因为“不是应届毕业生,而被弃录”。5月22日下午,记者多次试图联系这名女教师未果。

  记者在华中科技大学调查时发现,当事人之一利川市人社局就业服务股股长方玲的儿子黄国华,系该校法学专业“少数民族骨干计划”应届毕业研究生。湖北省教育厅知情人士向记者透露,少数民族骨干计划生,分数远低于正常考试的全日制统招硕士生,并非所有的少数民族学生都想考这个骨干计划,因为按规定要回原籍工作5年才行,一般情况下都是“从上学开始就有明确回原籍就业意向,或回去后不愁找工作的考生才会填报”。

  显然,在利川人社局工作的涉事考生家长更能“理解并运用好国家政策,并依据法学专业,设限要求为文科类专业”。武汉市人事系统从事招考工作的资深人士指出,“不要小看这个文科类专业的限制,在实际报名中可以把很多人挡在门外”。

  另一名当事人,局医疗保险股股长张光会的儿子、南京大学研究生张马堃,记者试图查找其信息未果。

  规避公务员法

  除了定向招聘人员,利川市人社局招聘的合规性还遭到业内人士质疑,其存在“参公单位不按《公务员法》进行管理,擅自录用事业人员的做法”。

  利川市财政与编制政务公开网的《利川市社会劳动保险管理局机构编制情况表》显示,此次招聘事业人员的社会劳动保险管理局,是不折不扣的“政府全额拨款的正科级参公单位(参照公务员管理)”。

  根据国家《公务员录用规定(试行)》第三十六条要求“ 参照公务员法管理的机关(单位)录用工勤人员以外的工作人员,参照本规定执行”,参公单位招考必须按公务员招考才能进行。一般情况下要由省一级公务员机构组织招考,“设区的市级公务员主管部门经授权组织本辖区公务员录用时,其招考工作方案应当报经省级公务员主管部门审核同意。

  湖北省人事系统的一名业内资深人士分析,利川人社局显然利用参公单位做了文章。参公单位招考应该和公务一起招考,因为这本身就属于公务编制的登记序列,“好处是这样以事业单位招考进入参公单位后,以后公务员提拔或公开竞聘公务员高一级岗位时就变成了公务员身份,这明显是违规的”。

  据了解,包括副省级城市武汉市在内,参公单位招考都是和事业单位招聘考试分开进行。利川这次招考,就是以事业单位招考方式,来招录参公单位人员,“显然属于违规”。

  此外,《利川市社会劳动保险管理局机构编制情况表》上显示,该局批准编制数30个,实有在职人数全额拨款30人,为何人数满了,却还在招聘?

  业内人士分析,除了军转干部安置和人员调走两种情况外,在满编的情况下是不能进人的,这都存在很大疑点。

  利川市多位知情人士认为,本次招聘不能简单的说取消成绩就不了了之,“因为很有可能,利川人社局干脆就不搞二次招聘了,因为自己想进的人进不来,就干脆不搞了”。

  5月21日下午,就上述问题,记者致电利川市人社局局长谭文胜,对方连续说了三次“我正在开会”,就挂断了记者电话。

  遏制变相“世袭” 公务员制度亟须改革

  近年来,机关事业单位招考过程频曝丑闻,不管是设定特殊条件的“萝卜招聘”,还是面试、体检中的多方谋划,都成为权力变相“世袭”的手段。在强大的社会压力下,各省市逐步推出结构化面试、公务员面试旁听制等规范化手段。

  “这些程序上的改进不能改变根本。”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汪玉凯在接受本报专访时指出,要杜绝这些暗箱操作,应从公务员制度本身的改革,如分类管理、监督机制以及公务员行业工资福利等方面入手。

  控制岗位设计的随意性

  《21世纪》:您怎样评价目前国内的公务员选拔机制?

  汪玉凯:我国的公务员公开选拔,是从1993年出台《公务员暂行条例》开始的,凡是要进入公务员体系的都实行“有进必考”的优胜劣汰制度,到2005年,出台《国家公务员法》,进一步规定了党政机关公务员副处以下领导职务的都“有进必考”,副处以上的可以选调。

  总体来讲,我们的公务员制度,对选拔优秀人才、提高公务员队伍整体素质、严把入口关发挥的作用,还是值得肯定的。而且后来还发展到公开选拔领导干部,像北京市选拔处级干部,甚至厅局级干部,都通过考试向社会公开,公务员队伍内部也实行竞争上岗。

  《21世纪》:但历年的公务员考试过程中却曝出很多问题。

  汪玉凯:越是高层的考试,特别是中央党政机关的考试,就越公平公正,越到下面问题越多。按程序,笔试这个环节在人事部门把关,总体比较规范,笔试成绩没到,其它都没用,但到了面试,由于各部门分别组织面试,情况就比较复杂。

  比如一个岗位有5个人进入面试,最后只取一个,这个过程就给有关系的、有权力的留下很大的空间,得看各个部门的自觉性。

  而且,由于笔试很难通过,很多地方政府就把岗位条件设得非常苛刻,其他人都无法报名,只有他自己的孩子或者亲朋好友的孩子才有资格报,就把很多符合这个岗位实际需求的人才拒之门外,把竞争排斥在笔试之外,这是严重作弊。

  再有就是面试环节做手脚,比如给他关系好的考生打高分。如果这关都挡不住的话,就只好体检上做文章,捏造一些假材料,说一个考试成绩高的人身体状况不合格,像去年西安那个“被乙肝”的考生。

  《21世纪》:您认为应当怎样来遏制这种现象,比如从岗位设计这第一个环节上?

  汪玉凯:针对这种现象,首先一定要严厉查处,杀一儆百,其他领导干部才不敢在这上面滥用权力;其次,我们在岗位设计上的细节要完善,要让他们在制度上钻不了空子,最大限度控制岗位设计的随意性;第三,一个岗位报名人数如果没有达到一定数量,就不能招考;第四,教育考生要增强保护自己权益的意识,一旦发现自己报名受到不正当的阻止时,一定要向有关部门反映,这样就可以把问题消灭在萌芽之中。

  政务官和事务官要分开

  《21世纪》:那么接下来的面试环节,现在有些省市开展结构化面试,您如何评价?

  汪玉凯:结构化面试现在是全国各地普遍的经验,但面试这个环节上还值得探索。首先是一定要建立好考官库随意抽取制度,人数要足够,每次随意抽取,不能事先通知。

  但关键的还是招考公务员的单位,他的公平公正性很重要。否则,即使临时随意抽取考官,主管部门不规范的话,还是能影响考官,背后操作,跟相关人打招呼等等。

  公务员制度本身是个好制度,但在实施过程中被扭曲变形。公权力得不到有效控制,腐败就会渗透到公务员选拔考试中的各个环节。所以我觉得整个公务员制度的实施不容乐观。公务员这个行业本身一直是高高在上,就好像是个保险箱,工资、待遇、福利都比其它行业要好得多,特别是背后的收入多,所以那么多考生想尽各种作弊方式都想进公务员队伍。也产生了很多“拼爹”现象,愈演愈烈。

  归根结底,这其实是“官本位”思想的祸害,整个社会评价都是根据官职位的高低。如果公务员行业的收入福利水平、社会地位等都跟其它行业相当,公务员考试中的腐败现象就不会那么严重。

  《21世纪》:参照国外的经验,您觉得中国的公务员制度应当如何进行改革和规范?

  汪玉凯:国外经验最主要一点,主要是政务官和事务官分开,政务官有正常的进退机制,但事务官相对固定。当然现在国外发现这一套也有问题,事务官太刻板,一步一个台阶,没有强烈的竞争机制,也正在改革,比如允许在不同部门之间转任等。

  中国的问题在于这两种没有分开,存在“一锅煮”的现象。比如,企业高管可以调到政府部门当领导,事业单位的领导也可以调过去,原先政府部门的也可以提拔上去,这种情况下,没有严格的分类管理制度,确实带来很多意想不到的问题。尽管2005年我们的公务员法提出要建立分类管理制度,分几十类,但并没有具体细化,没有完全形成气候。

  此外,我们没有独立的监管体系,人事问题的监督还是在纪检和监察部门,体制外的监督和人事部门内部的监督机制都不完善。所以我们的改革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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