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公务员习惯乘公交上下班
大巴穿行在中环，香港最繁华的地方。窗外密集的餐馆和酒吧快速向后退，各种肤色各式穿着的人匆匆钻进出租车，维多利亚港色彩斑斓的天际线闪烁着财富的光芒。
这是被广泛认知的香港，一个拥有7651座摩天大楼、3600多家外资企业和超过9000个无线上网点的国际大都会。
而我真正认识这座城市，却是因为大巴车里坐在我身旁的小黄——我在香港遇见的第一个公务员(微博)。
5月底，26位来自内地不同媒体的记者组成一个赴港采访团，我在其中。
一
见到特首曾荫权的时候，距离他卸任只有30多天。
他待人很亲切，自嘲自己的普通话“怎么说也说不好”，还指着记者的相机说，“我也喜欢摄影，只是技术不好。”
合影时，一个同行跟香港“一把手”开起玩笑，“能传上微博吗？”“可以！”他干脆地同意。
曾荫权在采访中提到，香港人对于政府公共服务水平的要求，不是和美国比，也不是和新加坡比，而是和完美比。
“我们常常被拉进法庭的。”他笑着补充道。
走出曾荫权所在的办公楼，旁边的特区政府新总部大楼很吸引眼球。
“有点像央视大楼啊。”一个团员笑着说。这栋建筑的造型如同大门，两侧主楼中间的地带是一个狭长的绿化带，可以直接通向海边。在建筑师的理念里，这个造型的寓意是“门常开”，象征开明政府。
事实上，如果你有时间并做一个简单的身份登记，就可以直接进入一层会议室旁听政府会议，结束后还可以在大楼的咖啡吧里喝杯咖啡，如果运气好，也许可以看见特首走过。外面，不时有三五成群的路人谈笑着穿过这道“门”。
当我们来到中区政府合署大楼，准备采访候任特首梁振英时，刚一进门，便听见有闪光灯“咔嚓咔嚓”声响起。
在大厅西侧的角落，几排香港记者正扛着“长枪短炮”，他们面前一米多高的案台上，摆着印有不同电视台标志的牌子。我想，曾荫权2005年双手插着裤兜吹着口哨走进政府总部的经典镜头，大概就是被这些同行抓拍到的。
“一有人走进大楼他们就会拍啦。”小黄很镇静地告诉大家。他是香港政府新闻处一位年轻的助理新闻主任，也是这次陪同我们采访的三位“导游”之一。
内地记者们显然都对这些长期蹲守的香港同行很感兴趣。一位来自上海的记者好奇地问：“这难道不会受到管制？”
“不会喔，只要申请就可以了，记者喜欢什么时候来都可以。”小黄的普通话还带有明显的粤语腔。
“那你们烦他们吗？”另一个年轻的女记者开玩笑地问。
小黄略感纳闷地说：“不会喔，这是他们的自由嘛。”
就这样，我们在候任行政长官办公室的楼下，七嘴八舌地聊起了香港媒体生态。小黄介绍说，即使知名度很小的报纸，只要提出采访要求，他们都会尽快给出书面答复并尽量安排采访。在他看来，香港记者的提问方式要“尖锐得多”，他们采访官员时往往不停地追问、不停地打断，“非要得到一个答复”。而在政府新闻处，会有一些公务员每天都要读报纸，负责收集重要信息。
全香港“中新闻毒”最深的公务员，其实是曾荫权。报纸往往被他视为“早餐的一部分”。他曾说：“我会边吃边看其中的6份。通常我都会看到‘心跳加速’，接着我会去教堂冷静一下。然后，再回到办公室翻阅其余报章。”
“批评是一定要有的。”小黄这样看待香港报纸的尖锐。
“那香港企业办新闻发布会的时候，会不会给记者车马费啊？”一个内地同行突然凑过来问。
看见小黄不解地皱起眉头，有人提醒道：“就是礼品、红包啊。”
“给记者钱喔？不可以的！”小黄恍然大悟般，连连摆手。
二
香港是个很容易让人倾倒的城市。全球大概有一半人口居住在距此飞机航程5个小时以内的地方，这里700万人口当中8%拥有外国护照。在某个国际赛马日，有超过10亿人通过20多家电视台将目光停留在沙田马场。九龙的旺角区，平均每平方公里会有130000人次在此驻足，为世界之最。
但这一次出现在我们面前的香港，却有着另一番景象。
在政府新闻处会议室里，谭主任握着一个麦克风面对全团，他是新闻处的高级新闻主任。“这是我接待过最大的采访团。”他用并不熟练的普通话与我们开起玩笑。
他为我们发放了5页纸的行程安排，大部分日程与香港的高速发展有关。“各个部门会提供新闻通稿作参考吗？”有人问道。谭主任微笑着摇了摇头。
这是我第一次走进香港政府机构驻地，尽管它有一个似乎并不搭调的名字——美利大厦。
它也的确更像是一个老旧的写字楼。楼外的白色墙面有点掉皮，一层没有大厅，进门右手边就是电梯。楼道只有一米多宽，铺着灰色地毯，每隔几十米便挂有一叠火警疏散路线图，纸很旧，背面是过去的新闻简报。
我探头看了看办公室：公务员们的办公空间是开放式的，除了新闻处处长外，再没有人有独立的办公室。大部分人的桌上都堆着厚厚的文件，墙上则挂着各式各样的公益广告海报。在一张很醒目的橘黄色海报上，写着如何让报税又安全又快捷的广告语；另一张则是指导市民如何申诉的，海报上有很多把锁与一把高悬的钥匙，写着“申诉若然理据足，专员为你解困局”。
谭主任告诉我，这里曾经有七八个政府部门联署办公，如今除了新闻处外，其他机构都已经搬入特区政府新总部大楼。未来，这座存在43年的美利大厦将改建为酒店。
其实放眼整个香港，大部分政府部门都没有自己的办公大楼。更有“窘迫”者，如位于旺角的贸易署大楼曾为了开源节流，将一楼沿街的门面房租给超市和小店。作为“公私界限”，一楼到二楼是手扶电梯，二楼以上才是厢式电梯。饶有意味的是，这些门面房起初的租金要比市场价略低，结果曾引发一场社会大讨论——政府以公共财产“让利”，是不是造成对“租户”以外纳税人的不公平？
说实话，我的兴趣已经从那个光鲜繁华的香港，转移到了想对特区政府的运作方式一探究竟。
三
在去往采访地点的途中，我通常坐在大巴车的最后一排，正好挨着小黄。他刚刚进入新闻处工作半年多，穿着一身笔挺的西服，戴一副黑框眼镜。
香港大约有156000多名公务员，分布在12个决策局、61个部门和机构。走在大街上，每45个人里，就能遇到一名像小黄一样的公务员。
我问他，做公务员之前对特区政府是什么印象。
“清廉。”他的回答简明扼要。
他说自己小时候曾听过这样一件事：有一个公务员负责派发汽车牌照，做事勤快，效率很高。有位市民很快拿到牌照，便送了他一些糕点以示谢意。结果这位公务员当即把糕点退了回去。
“很小的糕点，不贵啦。”说到这儿，小黄腼腆一笑，“那时候我还小，就觉得那一点蛋糕吃了就可以了喔。”
“但后来再想一想，如果能吃糕点，就可以吃其他的东西。”他试图给我打一个比喻，连说了两次“糖衣”。
“糖衣炮弹！”我提醒了他一下。他伸出一根手指，在空中重重地点了一下，“对！从小开始，慢慢你就不觉得大。”
事实上，作为普通香港公务员，如果获赠的礼物价值不超过50港元——这相当于在香港买8份报纸的钱，可以私人保留礼品，但仍须填写申报表，供部门存档。
如今打开梁振英的个人网站，能清晰地查到这位新任特首在过去几个月收受的公务礼品清单——4盆兰花、3个花篮、一瓶香槟酒、一本书、一套光碟及7套学习卡。至于处理方式，他要么到政府物流服务署估价后把钟爱的礼物买下来，要么将礼物交给政府。
作为香港政治文化的一部分，“适度与保守”的原则已经渗入到这个官僚体系的一举一动中。
它渗入到公车的使用里。截至去年7月，香港拥有6343辆政府公车，但如果算上终审法院的首席法官和立法会主席，能够享有专车待遇的公职人员不到40人。每10个公务员里有9个人习惯于乘坐公共交通工具上下班。在过去3年里，大街上挂有公车专用AM牌照的丰田或日产车(这两个品牌因其售价适中、节能环保而构成香港公车的主体)减少了400辆。
它渗入到公务宴请的标准中。这里的公务接待标准分别是午餐人均350港元与晚宴人均450港元，菜品原则上不超过6道。在寸土寸金的中环，如果不想吃得太过寒酸，自带红酒必不可少，若与饭店经理相熟，还要力争少收“开瓶费”。
我们在香港的8天里，只吃上一次港府请客的“公家饭”。正好6道菜，味道很好，就是有点儿没吃饱。
它甚至渗入到一张公干出差的机票中。2008年，时任特首曾荫权赴美国旧金山出公差，彼时他恰好有私人前往美国休假的计划，结果，公家没给报销，特首自掏腰包。如果是政府统一订购机票，则要经过严格的比价程序：购买的机票不超过两万元，须取得最少两个报价；如果超过两万元，则须取得最少5个报价。
小黄告诉我，就连因公务旅程费用而获取的飞行积分也属于公共财产，“一定要交还的，不可以乱用的。”不过有时候他也会偷个小懒，在机场人员准备赠送积分时，他会摆摆手：“不用不用！”
在港期间，我们的采访团有几次集体聚餐的机会，而小黄和另一位新闻主任从来不肯落座，他们通常会去吃茶餐厅或寿司店。
后来我得知，这涉及一条与政府声誉有关的规则：公务员应避免接受任何过分丰厚或频密的款待，以免履行职务时造成尴尬、令政府声誉受损，或引致任何可能或实际出现的利益冲突。
在香港公务员系统内，《公务员品行总则》往往被视为一份比法律要求更高的道德标准——公务员不得有任何令人怀疑公务员队伍是否公正，或令政府声誉受损的活动或行为，否则将受到纪律处分。
关于此，时常被人们想起的案例包括：前财政司司长梁锦松因“避税买车”被迫辞职，前教育局秘书长罗范淑芬因干预学术自由被迫辞职，香港广播处处长朱培庆因观看脱衣舞被媒体拍下照片被迫辞职。
“在香港有很多的规矩要去遵守，有时候也会觉得有一点麻烦。”小黄坦诚地说，“烦”落在了二声。
他随即补充道：“因为每一分钱都是香港市民纳的税，所以要对他们有个交代。”
“如果有一天所有的约束和法律都没有了，你还会遵守这些原则吗？”我突发奇想地问道。
他皱着眉头想了一会儿，把右手放在心口的位置，转过头说：“我觉得我还是会先问一问自己，先问一问自己这是不是对的，问一问自己什么是应该做的，什么是不应该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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