县是我国自古以来的地方行政区划机构，除了春秋时一度出现过县比郡大的例外，它一直是最基层的建制；在庞大的国家机器中，看上去竟是那样微不足道，所以把“芝麻官”这个别号赠给主持县政的官员，倒也是顺理成章的。但是，也许会让人感到意外，“县官”之称，最早是天子的代号。《史记·绛侯周勃世家》上，说周亚夫的儿子克扣庸夫工钱，“庸知其盗卖县官器，怒而上变告子”，累及周亚夫也被关押廷尉，绝食五天，呕血而死。“县官”的器用就是如此尊贵吗？看看唐代司马贞的史记索隐，真相便可大白。“县官谓天子也。所以谓国家为县官者，《夏官》王畿内县即国都也。王者官天下，故曰县官也。 ”而在正式的官职名称上，县衙的首席叫法，倒是向来避开这个“官”字的。西周时称县正；战国及秦汉时称县令和县长；王莽代汉时，又改县令曰宰；魏晋南北朝直到隋唐五代，再回归县令之称；北宋时又改称知县；而明、清因袭不变；夹在其间的元朝则呼作达鲁花赤。由此可知，县官这一通俗的称谓，至少是司马迁以后才逐渐普及开的。

　　别看县官的品位越往后越降格，可是做皇帝的却对其人选和作用越来越重视。比如汉朝时，尽管有“郎官出宰百里”之语，有资历的尚书郎方能出任县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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