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煤炭而暴富的陕北榆林，近年来一直也是“新闻富矿”。几个月前榆林市府谷县司法局的一场“造假”风波，让这里再次成为舆论的焦点。

　　记者在当地的采访获悉，造假事件的当事人刘利荣是“煤二代”，李瑞华虽非“煤二代”，却也与当地煤老板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

　　“制服”诱惑

　　根据此前府谷县提拔干部的公示显示，刘利荣27岁，2005年8月参加工作，大专学历，2009年调至府谷县司法局工作，2010年被提拔为司法局副局长。这位80后“煤二代”的“火箭式升迁”令人瞠目。

　　5月22日，府谷县对外公布的处分中明确了刘利荣学历造假的事实。按照当地政府的说法，刘利荣于2005年8月参加工作，其高中、专科文凭全系伪造。

　　据记者的采访，刘利荣为府谷县新民镇芦草畔村人。2000年，正读初二的刘利荣辍学当兵。5年之后，他重回新民镇，身份是当地镇政府的司机。

　　2008年，刘利荣成为新民镇司法所助理调解员，由一个临时工转为国家编制人员。一年之后，他调至县司法局，正式任职府谷县法律援助中心副主任。不过，这一切皆因其为“煤二代”。记者采访获知，刘利荣的父亲刘五儿是府谷知名的煤老板，资产过亿，其伯父刘彪同样是当地著名的煤老板，为当地市、县政协委员，影响一方。

　　但在处理公告中，刘利荣的“煤二代”背景被隐去。当地政府的对外说辞是，刘利荣的升迁源自两次组织“把关不严”。

　　榆林市一位长期观察当地官煤生态的政府人士向记者透露，在陕北榆林一带，像刘利荣这样混迹官场的“煤二代”并不少见。许多年轻的公职人员每月工资不到2000元，但开的是奔驰、宝马、路虎。

　　这位政府人士说，这些“煤二代”进入到司法系统的比较多。“弄身制服对他们来说比啥都重要，即使是伺候人，也总觉得自己和政府有了瓜葛。”这位政府人士说。

　　这一诱惑不只吸引了榆林的“煤二代”。中国“富二代”蜂拥从政现象已逐渐浮现。上海交通大学(微博)教授余明阳做的一项调查显示，有82%的“富二代”不愿意接班，他们的理想是“当官”。

　　隐形官帽

　　前述榆林市政府人士在分析这种现象时表示，榆林的煤老板是凭借特殊的机遇和钻政策空子而暴富的，他们在成为富翁后总会觉得有钱没有势，心里从来就打鼓。为此，这些人就希望下一代能进入到体制内。

　　其次，他认为是官本位主义在作祟。“我见过许多的当地老板，他们几乎无一例外地在官员面前点头哈腰，唯命是从，说明他们在成为富翁的过程中曾遭遇过官员哪怕就是一个小小科员的刁难和打压，所以他们从心理上对体制存在敬畏之心。”

　　另外，富翁也具有让二代进入到体制内的条件，所谓条件也就是有可观的金钱能打通走进体制内的路径。

　　之所以有这么大比例的“富二代”不愿意接班，更愿意去做公务员(微博)等相对稳定的工作，“重要原因是他们看到太多父辈们的辛苦与无助。”有论者称，富二代们的选择更像是看透了保持家业的真正依靠。因为在民营企业发展中，权力始终是既敬畏又厌恶的影子，而民营企业要想生存必须向这些权力俯首称臣。事实上，热衷“红顶”，热心“参政”，早已是榆林商人的“遗传因子”。

　　官商生态

　　从2010年开始，府谷县推行了一项新的干部退位、选拔机制，事实上，李瑞华的后期提拔重用与刘利荣的提拔的确得益于2010年的这一项人事改革。

　　更让人生疑的是，这项人事改革的出台出现在一场煤老板的大型捐款之后。据有关资料显示，77户煤炭企业，57位煤炭企业家捐资总额12.8亿元。数额以高乃则、刘彪等人居多。刘利荣的同事曾对其“煤二代”还来做公务员表示疑惑，刘的回答是“有钱不也得听领导的吗？”据了解，在榆林的“煤二代”中，一部分出国，一部分去了北京、西安等城市，另一部分则在当地进入了政府、银行等“铁饭碗”行业。

　　府谷县黄河集团总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张侯华是当地第一批煤老板。曾担任过府谷县府谷镇党委副书记(不脱产)、府谷县委副书记(不脱产)、府谷县政协副主席(不脱产)。

　　让他欣慰的是，其儿子张继平不仅继承了家业，还在政治上接了他的班。张继平曾获聘县长经济顾问，已成为陕西省第十二次党代会党员代表。“他们在冒富的同时，希望弄身护身符带来更大的利益。”

　　煤炭行业既是暴利行业，也是特殊行业。在建厂的位置、规模、环评等事项上，当地政府都具有相当大的决定权和调整空间。除此还有一系列的安全检查、技术改造等巨大成本困扰着煤炭企业。家有“官人”无疑是最好的规避风险方式。

　　(摘自《经济观察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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