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务员(微博)是国家公共政策的直接实施者，也是国家实现社会公平和正义的主体。新公共行政学派代表人物弗雷德里克森认为，行政对于政府公务人员来说并非只是一种专业技术技巧的运用，它更是一种维护政府合法性、社会公平性的“道德努力”。公共管理者的价值取向对政策制定和执行有着深刻的影响，他们理应成为政治生活领域中的“道德人”。亚当·斯密在《道德情操论》中指出，“道德人”应富有同情心、正义感(合宜感)和行为的利他主义倾向。政府公务人员应有道德意识， 以公众利益为准绳， 履行他们的责任， 成为高尚的官员。

　　但是现实中，一些政府公务人员却在经济生活中以利己为目的，扮演着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经济人角色。当“道德人”与“经济人”的内心角色进行博弈时，最后的结果往往是前者抵不过后者，进而引发各种政治腐败。这种双重角色互博的糟糕结果，大多可归为“责任伦理”的缺失。一些公务员面临道德困境，做出忽视公共利益的选择，主观上正是在于他们并没有真正认同并践行岗位职责和责任伦理。他们听从欲望的摆布，让情感占于理性的上风，继而做出违背自身责任、违背道德规律的行为。

　　所以，从道德规束的角度，唤醒官员内心的责任伦理，塑造良好的官德官风，进而流风所及于整个社会，并非是一种空洞的说教，而是具有现实的指向和历史的脉络可循。《论语》即有“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大学》亦云“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这些儒家文化的经典论断，都特别强调“德行”对于治国治世的重要性，只有君王治国以德，官员以德治世，上行下效，国家才能长治久安。

　　以此观之，当今政府公务人员要实现良善的道德选择，首先应当在内心意识并认同自身责任；继而在恪守责任的前提下，掌握和巩固内生之德带来的道德力量克服自身欲望，实现正确的道德选择。

　　一方面，责任是一切道德价值的泉源。没有任何承担、不负任何责任的东西，不是人而是物件。公务人员的真正责任就在于维护社会公平与正义、践行宪法精义。二战期间，德国入侵丹麦之后，柏林强迫丹麦政府迫害国内犹太人，并把他们驱逐到集中营，然而丹麦公务人员不仅没有执行这项命令，反而以无比强大的勇气投入营救行动，保护犹太人的家庭和财产。对丹麦人而言，宪法精义中的平等、自由、民主等，不仅适用于本国人民，对所有其他公民都一致适用。他们不仅深深认同宪法对公民基本权利的保障，还做到行知一致，不顾外在恶劣制度的压力，尽到他们应有的责任，彰显道德的力量。

　　另一方面，政府公务人员不仅要明确和承担自身的责任，还要加强自身的道德力量，增强与本职责任相违背的各式欲望做抗争的能力。他们首先应懂得如何控制面临道德困境时产生的消极情绪。心理学家认为，道德判断是认知和直觉系统的一种功能，在道德行为上，理智和情感成分都扮演着重要的作用。情绪往往会影响道德判断和理性行为的做出。公务人员在感到焦虑、压力、抑或烦躁等情绪时，要给自己反省和思考的时间，时刻明确自己的职位角色和自身责任，了解困境的现实情况，预想不同选择会带来的利与弊，以及带来的后果。在内心给自己腾出道德思考的一块空地，才有可能做出正确的道德行为。

　　当然，政府是一个有结构有秩序的组织，这个组织网中布满了各色职位及各司其职的公务人员。道德力量的形成不能单单依靠单个公务人员的道德努力，更需要政府机构各部门的共同努力，形成良好的政治道德风气。在现实生活中，某些下级公务人员陷入腐败境地时，并非主观意愿上去寻租，而是为迎合领导对不道德行为的参与，才导致自身陷入道德困境。所以，道德努力要靠集体的共同努力，从上至下，在科层制的每一个等级中，每位公务人员都要铭记自己的责任，并将道德力量应运于实际生活中。

　　在此过程中，领导对建立和维护组织的道德风气负有主要责任。在平时工作生活中，领导应积极开展有关道德勇气的建立和加强活动，领导可将自己过去应对道德困境并做出正确选择的经历与其他人员分享和探讨，并可建立“公务员道德困境咨询中心”，为想提高职业道德力量的公务人员或陷入道德困境的公务人员提供咨询和帮助，将道德努力深入贯彻于每位公务人员心中，为构建这种内生之德建立良好的外部环境。

　　总之，道德对政府公务人员的重要性就犹如血液对于人的重要性一样。公共行政领域的一些重大问题往往是与政府公务人员的道德认知、道德取向相关联。虽然外部的体制建设(如法治建设)对政府公务人员的行为导向有着重大作用，但是内生道德却反映着公务人员的道德取向，且直接促其外在行为发生。在尚未构建法治社会或逐步完善法治的国家，社会的发展与稳定主要依靠公共管理者的道德取向与道德行为；而对于法治较完善的国家，拥有良好的外在制度也需要通过政府公务人员执行，在这过程中必然也要发生公共管理者的道德判断。

　　正如明朝张居正所言：“法之不行也，人不力也，不议人而议法，何益？”法令不能在实际中贯彻，原因在于人不得力，不在人身上动脑筋而在法令上费心思有什么用处呢？所以，公共管理者应有内省之明，承担为大多数人的利益应尽的责任和义务，用道德来约束和完善自我，这样才能为政治生活营造一片净土，才能减少腐败等不良政治现象的滋生。(文/林 玲)

　　作者单位：上海理工大学(微博)社会科学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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