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地方法院院长在一个法治论坛上建议，把“良知”写入法律总则，引起广泛争议。从不让座会被罚款到“常回家看看”入法，“良知入法论”具有一定普遍性。面对社会问题，究竟是良知失守导致法律不彰，还是有法不遵导致良知失守？良知写入法律，在法律实践中可操作性有多大？在情法冲突时是否会引发司法难题？

　　请问，你是怎么看待的？

　　【京佳参考答案】

　　京佳认为，用法律扶起“跌倒的良心”，“良知入法”有其合理性。

　　如果考虑社会现实、关照突出问题，“良知入法”有其合理性。毒奶粉、地沟油等食品安全问题，挟尸要价、小悦悦事件等道德滑坡现象，无不拷问着社会的道德底线和企业公民的良知。从这个角度看，“良知入法”是想通过加强道德领域立法来解决社会问题。

　　也应看到，“少数人靠觉悟，多数人靠政策”，将各种社会问题归结为良知不守，则有逻辑倒置和认知错位之嫌。很多问题，是缺“法”导致缺“德”，而不是相反。如果监管和惩罚机制能够得到严格执行，食品生产者的“投毒冲动”就能得到有效抑制；如果制度健全，使好人流血之后不再流泪，藏于人心的本然良知就能够转化为见义勇为的实际行动。

　　因此，“良知入法”的积极意义在于，运用法律惩罚作恶行为从而托举起“跌倒的良心”。法律也许很难保证“好人定有好报”， 但却必须确保“恶人必有恶报”，让恶行得到惩罚，使底线得到坚守，良知善行就能够自然生长。客观而言，我国目前缺少的不是法律条文，而是有法必依、违法必究、执法必严的执行力。“有法而不循法，法虽善与无法等”，因此，与其呼吁“良知入法”，不如切实执行好已有的法律。

　　但是，“良知入法”可能陷入司法困境。

　　法律具有道德属性，没有良知的法律不是符合正义的“良法”。在法制史上，诸如诚实守信、平等公正等具体道德原则也逐渐成为法律规范。然而，将抽象的良知写入法律条文，使良知的软约束变成法律的硬规范，首先在可操作性上遇到难题。一千个人就有一千个良知的定义，如何从一般意义上界定良知的内涵与外延？又如何确立一个为所有人接受的良知标准？

　　在具体的司法实践中，一旦遭遇合乎良知而悖于法律的情法冲突，“良知入法”又将何以自持？且不论“亲亲相隐”、“为亲报仇”这些经典的情法冲突案例，就说最近被媒体热炒的廖丹，为救身患绝症的妻子，用私刻的假公章给妻子做了近4年的“免费”透析治疗。于良知，廖丹倾家荡产对妻子不离不弃，其情可悯；于法律，廖丹所为确实对社会造成危害，违背法律。遇到这种情况，“良知入法”就必然导致法律条文的自我矛盾。

　　“良知入法”折射出一种思维惯性，遇到问题就像条件反射一样提出法制化、制度化。殊不知，尽管法律是调节社会关系的主要工具，这并不代表法治是什么都可以往里面装的箩筐、是适于解决一切问题的万金油。法律的作用也是有其边界的，毕竟，法律约束人的行为，道德和良知才管辖着人的心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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