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周 琪

　　美国著名的中国问题研究专家李侃如(Kenneth Lieberthal)在他1996年出版的《治理中国》一书的第一版中，就注意到了中国独特的官本位现象。他对英文读者说，由于在中国2000多年的封建社会存在官僚体制，中国社会的特点是所有的职务都与官僚等级相挂钩，例如一家医院、一所大学、一个研究所都可以是不同级别的。根据一般定义，官本位是指根据官位来衡量人的社会地位和社会价值，而从事非政府官员职业的人则参照官位来衡量其社会地位和社会价值。用此定义来衡量，总的来说，官本位在美国是不存在的。也因为此，在英文词典中找不到官本位这个词。

　　美国没有永久性的政治官员

　　美国之所以难以形成官本位，一个根本的原因是，在美国没有永久性的(这里指职业生涯的永久性)政治官员。美国总统是大选产生的，每四年选举一次，从第一任总统华盛顿建立起一任总统最多连任两届的先例起，除了特殊情况(二战期间的罗斯福总统)外，当选的总统任期最多只有两届。总统以下的联邦政府官员，除文官系列的官员之外，都由总统任命、参议院批准，所有这些官员都与总统共进退。换言之，如果总统卸任，所有官员都会面临“失业”和重新找工作，除非下一任总统保留某一官员的职位。后一种情况虽然存在，但非常罕见，尤其是在来自不同政党的总统之间。此外，总统也会在他任职期间，调换某些官员的岗位，特别是在总统的第二任期，相当大部分的官员都会离任。一位在美国国会实习的大学毕业生曾告诉本人，他的父亲曾担任克林顿政府的国防部副部长，当时赋闲在家，因为在小布什政府之下，他没有机会继续当官，只有等待下次来自民主党的总统候选人再度当选。

　　思想库是官员的蓄水池

　　除了人们熟知的“旋转门”制度外，在美国另一个政府高官的来源是美国思想库。美国总统经常要从思想库中选择高级政府官员，思想库也因此成为美国官员的“蓄水池”和离任后的暂时落脚点。例如里根总统在两届任期内，从几个右翼智库传统基金会、胡佛研究所和企业研究所共吸纳了大约150名专家进入政府。小布什政府的副总统理查德·切尼，曾经是美国企业研究所的副总裁。而在民主党方面，卡特总统曾从布鲁金斯学会和对外关系委员会中吸收了大量人员充实到他的政府中，其中来自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的著名战略家兹比格纽·布热津斯，被任命为国家安全事务顾问。试想，如果官员的任职并不是永久性的，大多数人的官场生活在他们的职业生涯中一般仅是一个短暂的时期，那情况也就是“风水轮流转”，你今天是官员，明天就可能不是；你今天有权力，明天就可能失去。官员和非官员之间并没有明显的界限，因此没有人可以居官自傲。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有人用官本位来衡量自己的社会价值，那只会受人耻笑。

　　官员及其子女都不享有特权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在美国基本能够得到贯彻。克林顿的女儿在克林顿任总统期间曾因酗酒被拘留；2007年6月小布什总统的侄子也在德克萨斯州奥斯汀市公共场所因酗酒被拘留，并被关进崔维斯郡监狱，稍后以2500美元获得保释。事实上，美国高官的子女很少从政也反映了美国不存在官本位。如果看一看产生过一位总统和司法部长的美国最显赫的家族肯尼迪家族就会发现，在参议员爱德华·肯尼迪于2009年去世之后，在整个肯尼迪家族，仅有他的儿子帕特里克·肯尼迪还在担任公职——罗得岛州众议员，而他也在2011年1月任期结束之后，不再参加竞选。此外，美国的所有官员必须接受监督，这包括财产申报。政府的行政、立法和司法三个部门一定级别以上的官员和议员，每年都必须申报财产，而且普通百姓可以在每年的一定期限内，查看这些记录。所有官员和议员还要接受利益集团、媒体和公众舆论的监督。因此，如果一个官员拥有额外的房产、收入或从他人那里接受的好处，在公众面前都是一目了然的。做官要做到如此透明，不是所有的人都会对官职趋之若鹜的。美国报纸曾报道，一位女华裔议员候选人原本有很大的希望当选，但是由于她经商的丈夫不愿公布个人财产，她中途宣布退出了。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美国政治研究室主任、研究员)

　　美国破除官本位的秘诀

　　作者：张志新

　　虽然行贿受贿、以权谋私等官本位现象在美国现实中并不罕见，但是，经过200余年的发展，美国的文官制度也在不断地完善，在消除官本位上有它的独门秘诀。

　　主权在民的思想基础

　　美国自建国初确立的“主权在民”政治理念是消除官本位的思想基础。美国人对政府有着与生俱来的不信任感，在他们看来，政府只是“必要的恶”。由于人性本恶，所以需要部分地让渡个人自由给政府，以换取更大的自由。同时，因为惧怕出现像英王乔治三世那样的“独裁暴君”，美国的制宪者在建国之初即设计出分权制衡的制度，将国家主权授予人民。正是这种“主权在民”的思想和对政府一贯的谨慎态度，促使美国人对国家公职人员可能侵害人民权益的违法行为时刻保持警惕，确保人民随时可以通过民主选举或者弹劾剥夺官员的权力。

　　选举与任期制结合的制度基础

　　美国可谓地地道道的“选举国家”。除四年一次的总统大选、两年一次的国会选举，每年还有近2000次的地方选举，选出大到州长、州参众两院议员，小到市政厅官员，甚至学区教育委员会主席等官员。联邦一级的官员一般都有任期限制，每个新总统上任会任命助理国务卿级别以上的约两千多名官员，其中有六百多需要国会的批准，这也从制度上杜绝了贪腐官员。例如像奥巴马上台后任命的商务部长就几经周折，其大多是因为前几位被提名人在缴税上存在瑕疵，在接受国会“聆讯”之前被媒体“爆料”，所以主动退出，后来“身家清白”的骆家辉才得以走马上任。

　　体制内外强有力的监督

　　政府体制内部与外部媒体强有力的监督也是美国消除官本位导致的腐败、变质现象的主要手段。政府内部主要指构建道德委员会等防腐败机构。在政府体制外则主要是发挥媒体的监督作用。作为美国民主制度的参与者，媒体的工作很大程度上遏制了政府官员贪腐行为的出现。像上世纪70年代《华盛顿邮报》率先揭露“水门事件”，不但导致尼克松总统下台，而且彻底改变国会与总统的关系，国会对行政当局的制衡日益增强。也正因如此，媒体记者才被冠以“无冕之王”的称号。时至今日，由于通讯科技的飞速发展，政府官员的任何非法行为都可能在短时间内被曝光，并传遍整个互联网，因此对官员的行动造成巨大的威慑。

　　(作者为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美国所副研究员)

　　韩国为何难跳出腐败怪圈

　　所谓“韩国病”是被韩国前总统金泳三称之的韩国官员贪污腐败、行贿受贿成风、官商勾结互谋私利等官场弊端。金泳三、金大中、卢武铉、李明博等四位总统都曾是在独裁政权期间为了实现韩国的民主化而坚决斗争的人士。他们相继执政之后都开出了一系列根治这一病症的药方，例如实施官员个人财产公开制、金融交易实名制等。此外，为了防止官员腐败，2001年韩国政府还专门制定了防止腐败法和成立了防止腐败委员会。虽然这些措施在提高政府办公透明度、民主化等方面有明显改善，但这几位前任总统身边的亲信、子女、兄弟等人都存在贪污受贿腐败问题，这使得人们怀疑他们提倡的“反腐倡廉”的真实性与成效。

　　事实上，产生“韩国病”的官本位意识已经蔓延到了整个社会。要想根治这一顽疾，必须首先改变整个社会环境。因为官本位不仅体现在为官者一切都以官为本，更体现在韩国的平民百姓也把“官”作为自己的奋斗目标和崇拜对象。转变全体民众的官本位意识，这其实比制度建设还要艰难。借用一位韩国政治系教授的话：“大多数韩国人都认为‘作为一种工作的报酬’总统就应该拿法律规定的那一点工资，但同时没有一个韩国人相信总统就拿那一点钱生活。”这种西方民主主义的形式和东方传统儒家官本位内容相矛盾的现实就是韩国当今社会最真实的写照。正因为这样，总统身边人(现任李明博总统暂时除外)的贪污腐败问题屡禁不止，一届届的文人政府也无一例外地重蹈覆辙。也正因为如此，即将参选韩国第十八届总统选举的候选人文在寅将“与腐败作战”作为自己的施政纲领。这些都表示，韩国政府根治腐败、破除官本位的斗争依旧任重而道远。

　　(作者为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微博]韩国语系主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