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立志/杂文作者

　　密尔不赞成政府大量网罗人才，反对政府的人才垄断。他认为，政府对于人才的垄断，将会造成政府权力对社会的压迫；将会增加政府的腐败机率；将会强化政府对社会成员的控制；将会导致人才本质的异化；无益于社会对于权力的监督。

　　约翰·密尔(1806-1873)是19世纪的英国思想家。英国的文官制度借鉴了古代中国的科举制度，我国的公务员[微博]制度借鉴了英国的文官制度。英国是否出现过公务员热不得而知，但密尔在其名著《论自由》中，的确谈论过政府热衷招募人才，人才蜂拥挤进政府的现象。

　　其实，密尔不赞成政府大量网罗人才，反对政府的人才垄断，主要见于该书第五章《本书教义的应用》。他是从几个方面展开论述的。

　　政府对于人才的垄断，将会造成政府权力对社会的压迫。在英国，“政府行政职务上所用职员一概应以竞试的办法来选取，以便为那些职务求得所能得到的最有智力和最有教养的人士。”我国的公务员选拔几乎是英国这套办法的模仿与翻版。然而，密尔并不赞成“一国中所有高才”全部“被吸入政府的职务中去”，他认为，“假如……社会事业……各个部分都掌握在政府手中；又假如政府的职司普通都有最能干的人来充任；那么，一国中所有扩大起来的文化和实践出来的智慧，……势必都集中于一个人数众多的官僚机构，而群体中其余的人，势必只注目在它身上来谋求一切：一般群众要做什么，须求它指导和指挥；有能力有大志的人们则向它谋求个人的升进。”在当代政治结构中，人们推崇的是有限政府，而非万能政府。政府触角的无所不在，有形之手的无所不为，并非社会的福音。公权的强势必然导致私权的弱势，权力的扩张必然导致权利的萎缩。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密尔指出，“所要办的事，若由个人来办会比由政府来办更好一些。”“不必要地增加政府的权力，会有很大的祸患。”大量人才拥挤在政府机构，尸位素餐、养尊处优者外，的确对政府履行职能或有增进，然而，一个将全部人才都掌握其中的强势政府，不仅对于相对弱小的社会与公民构成极大的生存压力，而且“都足以更加扩大散布其对人们希望和恐惧心理的影响，都足以使得活跃而富于进取性的一部分公众愈来愈变成政府的依存者，或者变成旨在组成政府的某一党派的依存者。”这对于以保障公民权利为目标的社会建设，对于建设小政府、大社会的改革目标，显然是南辕北辙。

　　政府对于人才的垄断，将会增加政府的腐败机率。政府对于人才的“虹吸”效应，是以其产生的实际利益为前提的。在国外，很多国家的公务员属于服务性岗位，待遇差，油水少，法纪严，并不具有多么强烈的吸引力。而我国的公务员不仅福利好、稳定性好、保障好、工作轻松、社会地位高，而且存在权力过大、权力寻租的空间。这无疑是一种政策导向，于是“谋求钻进这个官僚机构，钻进之后又谋求步步高升，就成为大家进取的唯一目标。”在中国社会中，公务员不仅享受着退休双轨制的显性福利，而且还有着福利分房之类的隐性实惠。在中国，“公务员热”高烧不退，这首先是浓重的“官本位”观念所致。在另一些人看来，报考公务员几乎等同于只赚不赔的投资行为，进入这个队伍可以获得丰厚的本息回报。在“官本位”的强力导向之下，众多年轻人为获得当官的资格，千军万马通过“国考”“独木桥”，千方百计谋求仕途飞黄腾达。密尔似乎也曾深受官场之害，他指出，“在凡事必经官僚机构来办的地方，凡为官僚机构所真正反对的事就没有一件能办得通。”我国攻坚阶段的改革之所以步履维艰，这与一些政府机构已经成为既得利益群体的消极抵制不无关系。在缺乏监督的体制下，权力必然会为自己创造大量寻租机会，这不仅会助长权力的专制，而且会助长权力的腐败。

　　政府对于人才的垄断，将会强化政府对社会成员的控制。密尔指出，“这个组织自身愈是完善，它从群体各等级中为自己吸收并训练最能干的人员愈是成功，那么它对包括官僚机构的成员在内的一切人们的束缚也就愈加完整。”政府机构对其成员的基本要求是平庸、随和与听话，最不能容忍的是下属的能力超群、个性鲜明与独立思考。密尔一针见血地指出，“因为管治者自己也成为他们的组织和纪律的奴隶，正不亚于被管治者之成为管治者的奴隶。”他以中国为例，“中国的一个大官和一个最卑下的农夫一样，同是一种专制政体的工具和仆役。”《红楼梦》中的晴雯固然是贾府的工具与奴仆，贾府的主子贾政，不也是皇帝的工具与奴仆么？

　　政府对于人才的垄断，将会导致人才本质的异化。在国外，博士的培养目标是进入科研领域，在国内，不少理工科博士却争做公务员，这是对教育资源的极大浪费。当大量优秀人才热衷于挤上公务员通道，而忽略生产性工作的参与，这将造成生产单位优秀人才的大量流失和短缺，导致社会创造财富能力的弱化。市场经济缺乏持久和足够的活力和创新力，社会何以实现快速的转型和发展？密尔不无担忧地指出，“若把一国中的主要能手尽数吸收入管治团体之内，这对于那个团体自身的智力活动和进步说来，也迟早是致命的。”政府机构作为官场，其自身有着惰性十足的运行规则，这些规则不分明暗，在社会评价上，大多是负面的。一大批承载着民族智慧与现代知识的年轻的精英群体进入官僚机构，“他们既经结成一个队伍，运用着一个和所有制度一样必然要在很大程度上依靠定则来进行的制度，这个官吏团体便不免在经常的诱引下逐步堕入惰性相沿的例行公事之中”，牺牲掉的是青年人的朝气、智慧、自主性与创造性，从而陷入无限的循环性、重复性的通知、会议、统计、报表的平庸的事务之中。

　　政府对人才的垄断，无益于社会对于权力的监督。密尔指出，对于这个已经将大批人才纳入彀中的官僚机构，“要刺激这个团体的能力使其保持高度水准，唯一的条件是应对在这个团体外面的有同等能力的监视批评负责。”要做到这一点，就要求“在政府之外保有某些手段来形成这种能力，并给以为对重大实际事务做出正确判断所必需的机会和经验，这是必不可少的。”一个“政府之外”，一个“同等能力”，密尔的意思很清楚，只有异体监督才是有效的。而在我国，监督机构林林总总，但从本质来看，在“统一领导”、“保持一致”的要求之下，这些监督机构都是自体监督，在此情况下，监督成效必然大打折扣。由于以“官本位”为指导思想的连年的“公务员热”，大批人才进入了权力机构或与前者本为连体的监督机构，人们期待真正有力的社会监督而不可得，因为拥有同等能力与水准的人才已经被政府所垄断，“不仅在外边的公众由于缺少实践经验之故没有资格来批评或约制这个官僚机构的工作，就是专制制度的偶然机遇或者平民制度的自然运用，间或使一位或若干有志改革的统治者掌握大权，也不能实施与这个官僚机构利益相反的改革。”的确，大量的思想者、管理者被招进政府机构，他们要么成为既得利益集团的一分子，要么被动地受制于供职单位。在社会变革的历史关头，社会上的精英分子严重缺乏，体制内积压的精英分子已经受惠于或受困于这个体制，因此，推动社会的进步与变革将会变得更加困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