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奇恩(右一)与费城一家老年人福利NGO组织工作人员在一次社区宣传活动上合影。 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内容简要］：浙江人何奇恩最初希望在美国当教师，可工作太难找了，最后，他成为了一个美国公务员[微博]，一干就是10多年。

　　何奇恩的生活是平淡的，也是幸福的。

　　每天五点早起，先去游泳，后吃早餐，然后搭城铁转地铁进市区；七点开始上班，中午在工位上吃自带简餐；忙够八小时，下午三点半下班，回家给老婆孩子做饭；晚饭后，会在后院打理下果蔬，偶尔还有野鹿前来分享他的劳动成果；一家三口散步归来，他总会保证一小时的读书看报时间。

　　这是一个美国联邦政府十三级公务员的生活。按照现行标准，十三级的公务员年薪介于七万一到九万三之间。除上班时间机动灵活外，做这份工作的人与其他职业白领一样，只是扮演好自己的社会角色，不享受一丝一毫的特权。

　　这份工作压力不大，也不需要外出应酬，让何奇恩有很多时间静心阅读中国的古典文学，他甚至设想将来自己说不定会成为一个优秀的文艺评论家。

　　感恩的同时，何奇恩不忘本职，“自己过上幸福生活的时候，也要尽量让人家过上好生活，如果连这个原则都不能坚守，那肯定不会是一个好公务员。”

　　美国公务员强调首要职责是为社区谋福利，何奇恩坚持的正是这种信念。“一些华裔老人年轻时很有身份，到老仍未融入美国社会，生不如死，半夜打到办公室给我留言，我至少能让他们过得幸福一些。”

　　无奈才去“当官”

　　“联邦政府的公务员，并不是众人追捧的职业”，供职于美国卫生部联邦医保中心费城分局十多年的华裔何奇恩，在其2011年出版的《我在美国当公务员》一书中如此写道。

　　有一年，女儿就读的学校举办未来职业定向会，何奇恩受邀去讲联邦政府的工作。结果“几乎没有学生表示未来要做公务员的，他们宁愿去作厨师或猫狗的美容师。”

　　何奇恩也是一度找不到工作，才最终干上这行的。

　　1960年出生于浙江农村的何奇恩，学生时代赶上“文革”，初中毕业就回家放牛了。1977年恢复高考[微博]，何奇恩连考四年，屡考屡败，受尽村里人的嘲笑和白眼。

　　1980年秋，何奇恩学会了26个英文字母，决心再考一次，考英语专业。在诸暨中学恶补10个月后，何奇恩奇迹般地考上了北京师范大学[微博]英语专业。1985年，何奇恩毕业后留校。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初的出国潮中，妻子与何奇恩前后赴美，何在费城天普大学先后读下双语教学硕士和社会语言学博士。

　　博士临毕业时，何奇恩的女儿即将降生。双喜临门，他却愁眉不展。他一心想当老师，先是锁定费城附近的几所两年制社区学院，多次遭拒后又降低标准，转向义务教育阶段的公立学校，然而要拿到相应资格证书，还得读一年书并通过考试。

　　语言学博士断了当英语老师的梦，又转投费城及周边的教育行政岗位，情急之下甚至去应聘进出口贸易公司、孤儿寄宿学校。“我只是想找一个工作而已”，何奇恩说。但这最底线的愿望也遥不可及，直到女儿周岁，他都没找到工作。

　　从美国海军总部退休的台湾同胞一席话，改变了何奇恩的求职方向。

　　“我来美国工作四十余年，在联邦工作三十多年，经历过无数次的经济不景气，没有受到任何影响……联邦政府的工作人员工资收入不算最高，但从长计议，这是美国最稳定也可能是最优厚的工作之一……现在美国的人口变得越来越多元化，美国政府会雇用更多的双语人才做社区和政府的桥梁。”

　　“‘双语’二字，无疑像一道曙光划破夜空。”何奇恩如此描述当时豁然开朗的心情。取得绿卡后，何奇恩开始申请宾夕法尼亚州政府公务员。

　　州政府设在费城的公务员考试中心与国内的人才市场类似，接待室三面墙上贴了几百个空缺职位。条件高的要求至少硕士，起薪四万；面向本科生的，年薪三万；面向高中生的打字员等职位也不少，要求每分钟打50个字以上即可。但没有与何奇恩专业对口的。

　　一位挂着胸牌、50岁上下的白人女士得知他是教育学院毕业的博士，邀他进办公区，向他推荐州教育厅的高级管理岗位，免试，年薪六万。但五年工作经验的要求，又把他瞬间推下谷底。

　　何奇恩只好从墙上勉强找了一个福利工作者的社工岗位，填申请表，等待走笔试、面试的流程。那次考试，何奇恩没能进入前三，仅被排在轮候名单上。

　　女儿周岁前一天，妻子也惨遭裁员。没有医保，孩子生病都只能从唐人街买中药吃。

　　在包中药的华文报纸上，何奇恩看到一则招聘费城难民协调员的广告。这是联邦卫生部资助的为期一年的老年难民项目，何奇恩抓住了这个机会，于1997年12月成为费城难民协调员。

　　这份合同工年薪三万二，工资由联邦政府支付，工作地点在非盈利机构费城老人局。

　　一年后，何奇恩被提拔为老人局少数族裔专员，他的努力改善了亚裔老人的生活状况。1999年6月30日《费城问询报》一篇报道，让何奇恩小有名气。美国联邦老人部长甚至亲赴费城听取他对养老服务的想法，不少人甚至劝何奇恩去竞选费城市议员。

　　随后何奇恩两度“跳槽”，先是卫生部民权办公室，再到联邦医保中心费城分局，这两个岗位已是正经八百的联邦政府公务员。

　　2006年4月12日，何奇恩作为医保咨询专家受邀与总统布什、劳工部长赵小兰同台宣讲医保政策，活动后总统很满意，总统助理甚至邀请何奇恩加盟白宫团队。何奇恩拒绝了，他觉得在医保中心的岗位上，他能做得更多，也更长久。当然，长久的前提是必须遵守美国“官场”的游戏规则。

　　“为官”切忌收礼

　　美国公务员不得收礼，但何奇恩最初却连连犯忌，不是因为收，而是因为送。

　　考宾州社工被排在轮候名单后，何奇恩仍抱着收到面试通知的希望。三个月后坐不住了。于是，他带了条上好的真丝头巾到考试中心，一来想感谢那位主动帮他的女士，二来也想套套口风。

　　结果刚掏出头巾，说这是一点小礼物。对方“全身显得很紧张，仿佛我递给她的是一条毒蛇，拒而不接。她转身逃回办公室，关上了门，再也没有出来。”

　　后来，美国朋友向他解释，“算你运气好，她没有报警。在美国千万不能向只有一面之交，而且是工作关系认识的人送礼，尤其不能送私人用品，更不能追着一个女性，她不知道你安的什么心。”

　　何奇恩在卫生部民权办公室工作时，也作为公务员遭遇过一次送礼事件。

　　当时，他在工作中认识的华裔老人殷太，后来在医院查出癌症晚期。一天，何奇恩探望殷太，得知一直享受联邦免费医保的殷太突然收到医院几十万美元账单。于是，何奇恩向卫生部联邦医保中心受保人服务办公室有过一面之交的帕特求助，帕特一小时就搞清了状况，原来是州医疗补助办公室出了差错，帕特很快帮助殷太恢复了保险，那几十万账单一分也不用自付。

　　殷太坚持何奇恩捎一盒巧克力给帕特以示谢意，“我懂你们的规矩，这盒巧克力不值十美元。”帕特很惊讶，说这是她在医保中心工作十年，收到的第一份来自客人的礼物。帕特深感知恩图报的中国文化，但仍把巧克力送到秘书办公室给所有同事分享。

　　2002年年底，何奇恩受聘为联邦医保中心受保人服务办公室医保咨询专家，他又一次犯了送礼的忌讳。

　　何奇恩的上司马克非常赏识他，正是马克面试、招录了他。新年元旦，马克给每位下属送了份礼物，何奇恩得到的是一瓶红酒。

　　这是美国上司的传统，新年给下属一点小礼物感谢过去一年的努力，并期望来年再接再厉。中国文化讲究礼尚往来，而美国则只能是上司送下属。

　　何奇恩最初没领悟到这点。他知道马克喜欢中国艺术品，就挑了个双面绣，趁第二天中午马克在办公室吃饭时送了过去。马克拆开包装后，大呼漂亮，并出人意料地手捧双面绣走到外间大叫，“看，奇恩送我的双面绣”。两个本来就对何奇恩态度冷淡的同事，拉长着脸，满脸不屑，像是在说“他就是一个奉承拍马的小人”。连与何奇恩有些交情的同事帕特也面露不悦之色。

　　何奇恩此后再也不敢送上司任何礼物，也不敢接受别人的礼物。

　　一次，给华裔老人讲解医保福利时，何奇恩得知一位赴美探望女儿的老先生不慎摔倒，昏迷在床，医生诊断说不成植物人也要全瘫，治疗费少则几十万。

　　作为医保咨询专家，何奇恩谙熟医保政策，一番沟通后，就说服院方全免了这位老先生的急救和住院费用，出院后，还帮助老人获得了免费老人公寓。

　　做这件事，虽合法合理，但也颇有难度，这让何奇恩在附近的华人社区小有名气。一位年近百岁的华裔老人，银行有不少存款，还住着费城市中心的花园别墅，不在医疗补助范围内，但听说了何奇恩的“神通”之后，就送了一篮自家院子种的大桃给他，请他办理医保，何奇恩只好登门把桃子送回去。“腐败也好，办事靠关系也好，都是从这些小事发展起来的”，何奇恩说。

　　“官微”不误履职

　　现在，何奇恩在卫生部联邦医保中心受保人服务办公室工作，这份工作相当于医保中心的“信访办”，需要受理大量来信来电。除来自受保人外，还有保险公司、医院、维权组织、联邦议员和总统办公室。

　　这其中最重要的则是普通受保人，因为美国政治选举中，20%的投票来自受保人。而医保是老人最看重的福利和权利，所以任何从政者都不敢得罪老人。普通公务员虽无选票之忧，但受保人一个投诉电话打到议员办公室，也会让他们吃不了兜着走。

　　医保咨询专家的工作一是轮值接电话，二是对每一起投诉所反映的问题予以调查解答。

　　办公室同事，该休息就休息、该吃饭就吃饭，公私分明。但一轮到何奇恩值班接电话，他就“紧张得连厕所都不敢上，生怕自己误了一个生死攸关的电话”。

　　有一年，圣诞节后新年前的一天，何奇恩接到一位受保人女儿来电，说父亲癌症后期，医保被中止，取不到止疼药，痛得在床上直打滚。不巧的是，办公室计算机系统年底检修，何奇恩没法操作，而接下来周末加新年，办公室会关门三天，保险公司则称联邦医保不恢复，他们也无能为力。于是何奇恩把电话打到老人的药房，请药剂师帮忙，以减少老人生命尽头的痛苦。最终，药剂师被打动，同意动用紧急处方权，给病人开三天的药。

　　周六日何奇恩连着往办公室跑了两趟，终于在周日下午计算机系统恢复后，帮老人恢复了医保。周一是新年，老人的女儿在周二早上打电话告诉何奇恩，父亲在周日晚去世了，是怀着对联邦公务员的感激之情离开的。

　　“周末加班这种事，美国人是不会做的。我是一个中国人，我必须按中国人的方式行事，否则我在美国也做不好的。”何奇恩骨子里的质朴区别于美国人的公事公办，但美国人工作起来也不含糊。

　　2013年10月1日到16日，美国联邦政府关门，非核心部门百万政府雇员回家放起了无薪假。何奇恩也在家歇了16天，办公室仅留两位同事处理紧急事务。

　　16天里，这两位同事不仅没工资可领，还得揽下别人的工作。何奇恩回到办公室，只是向他们道了声谢，对方不仅毫无怨言，还说“这是我应该做的”。

　　接下来的细节则让何奇恩对美国“干群关系”之融洽深有体会。他重新开始工作时，一度担心，被积压10多天问题的受保人责骂，结果那些“上访者”的反应是：“你也是政治事件的受害人，我对你深表同情。”

　　“人都是将心比心的。即便是碰上棘手情况，被人骂，我也会耐心处理，让对方心服口服。”何奇恩生于浙江农村，学生时代赶上“文革”，初中毕业回家当了农民。他不禁自问，出身农民，英语是第二语言的他，到美国当公务员为什么就能做到恪尽职守、有声有色？

　　他的理念很简单：“现在我有饭吃了，我必须让人家至少也有饭吃。”“一般当官的如果有这种思想，可能做不了大事，但他至少能造福一方。”

　　正如他在《我在美国当公务员》一书自序中所言—既然选择了这个职业，即使像做了和尚中那份最低级的撞钟差事，也得守时尽责，也算得上是敬业。纵然是资格老职位高的公务员，也不能像老和尚打伞，无法无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