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12月，吴军(化名)正式离开北京某街道办。 

　　“我希望趁着年轻，多学点东西，多一些经历。做公务员[微博]没有那么差，我很多同学都在里面，这说明它有它的优越性，我只是作了自己的选择。”吴军说。

　　2012年2月底，大四下学期刚开始，一天晚上，吴军和室友在宿舍玩游戏到11点，第二天，他就要参加北京市公务员考试。凭着国考时的复习，吴军“裸考”进入面试，5月，他被录取。

　　“根本没复习，行测做得还不错，运气好。”吴军说。

　　那时，吴军已经在某国企下属的一个会展公司实习，原本也可以留下，但他想了想，父母觉得公务员好一些，自己考上也不容易，那就去感受一下。“先进去干个几年，如果做得得心应手，跟自己的想法能够吻合，能实现自己的抱负，就继续做下去。如果跟自己之前想法不一致，做得不开心，就出来呗。”

　　在吴军看来，年轻人的抱负要么是挣大钱、做大官，要么做一件大事儿，一件能让更多人记住的正面的事情，“这种想法应该很多人都有”。

　　在街道办，吴军有4个校友：跟他同一科室的社工系师姐，一个师姐的同班同学，一个比他大两届的公管系师兄，还有一个是后来入职的社工系学弟。

　　吴军被分在一个党政办公室，主要负责准备文案、材料、撰写会议记录等。这个街道办有20多个不同的科室，党政办公室要根据每年的目标和任务对各科室进行工作协调，就像一个中枢机构。

　　“我的师姐能力很强，所以我跟领导直接对接的工作不是很多。”吴军说。

　　每天早上9点，吴军准时到单位上班。单位有食堂，提供早餐和午餐。他有一张饭卡，单位每个月往卡里充几百块钱，刷卡吃饭，不用自己花钱。5点半下班后，他会自己做饭，然后玩游戏。

　　8小时工作时间里，吴军有5个小时在工作，另外3个小时会干点自己的事情，上上网，看看新闻，工作不累。不过，也有忙的时候。有一次，办某个活动很着急，一共100多人的街道办，有20多个人跟着领导一起通宵加班，准备材料。那段时间，吴军早上五六点回家，眯一会儿，9点又得回办公室。

　　去年七八月，吴军有了辞职的想法。

　　工作了一段时间后，吴军发现，每天的工作内容不是自己想要的，他做得不是特别开心。“我觉得自己做得不够好，像一些会议纪要，做起来没有任何头绪。还有，比如你今年写了个总结，明年就稍微把里面的数字改改，又是一篇总结。很多工作内容跟自己想做的不一样，没意思”。

　　上升渠道窄，也是吴军选择离开的原因。

　　“每个街道办只有两个正处级，剩下的都是副处级。想去更高的平台，要么通过公务员遴选，或者自己重新参加公务员考试，要么就是通过工作调动。

　　“工作调动一般很难，虽然有不少挂职的，这种职位一般不会给你留下来。我们一位科长18岁就来街道了，现在已经干了30年，他能力挺强，无论是组织协调，还是解决一些突发情况，但就是没有一个很好的机遇。

　　“所以，感觉对自己的提升没有像外面的企业那么快。再加上我自己本身是一个偏外向的人，我觉得这里面的工作，包括里面的人际关系，还是有一点偏复杂，然后觉得还是出来好一点。”吴军说。

　　吴军找到同科室的师姐，说自己可能要离职。师姐问他去哪儿，吴军说还没定。“师姐很支持我，她觉得男生可以出去闯闯”。

　　“大领导”找吴军谈话。“大领导”是河南人，北大毕业后到当时的宣武区做文职工作，后来调到吴军的单位做书记。领导对他说，年轻人要沉住气，不要浮夸，不要只看到眼前，要想清楚。

　　在提出辞职前几天，吴军给父母打了个电话，告诉他们自己准备辞职。

　　“他们当然不同意，但是我很坚决”。

　　吴军说，老爹挺难受，说培养你几年不容易，别人考不上，你考上了还浪费机会。

　　吴军心意已决，为了说服父母，他还专门写了一封信。信中，他告诉父母，“公务员岗位没你们想的那么好，外面的工作没你们想的那么坏。企业的工资涨得快，升职也升得快。几年后，如果干得好，可能升好几级，可能就到了总监、副总监，而且做的也是自己想做的内容”。

　　父母问他，没有户口你怎么办，那你在北京不是漂着的吗？吴军说，有户口，没钱买房，我不也是漂着的吗？

　　最后，吴军的父母被迫同意。直到现在，父亲还经常跟吴军说，公务员要涨工资啊，北漂在北京租房特别惨啊……有时，还从网上把那些“特别惨”的照片用微信或者QQ发给吴军。

　　“老爹心里现在还有个疙瘩，觉得我现在扬眉吐气的机会没有了”。

　　离职手续很复杂，办了两三个月。

　　离开单位那天晚上，科长叫了单位的朋友，在单位旁边一家小餐馆一起吃了个饭。吴军说，那些四五十岁的人，对我的勇气表示赞赏，他们那个年纪不能像我这样说走就走了。

　　辞职后，吴军到了目前就职的媒体。这家公司有六七十人，其中三四十个人都是吴军来之后新入职的。朝十晚六，加班一阵一阵，跟公务员一样没加班费，“人员变动比公务员快多了，工作量更大一些，工作时间会更紧凑”。

　　新闻专业出身的吴军没有做内容，而是选择做市场、做品牌。他所在的市场部原来有15个人，有学计算机的，有学生物的，有学体育、新闻、社工、海洋生物、播音主持的。

　　“做市场无外乎就是两种，一种是做品牌推广，比如草莓音乐节，我们给他们发点稿子，他们把我们的logo印在门票上面，这是比较传统的做法。或者你有一个什么活动，我们给你做个策划案，有点像公关公司。”

　　“我不知道在这里待多久，当时来的时候，就是想学点东西，现在还是有收获的。”吴军说。

　　回头看，吴军说，自己不后悔。

　　“虽然工资比以前高不了多少，但是我能看到预期，看到它在发展。虽然我没想过未来自己一定要做什么，但我知道自己不想干什么。公务员有自己的沟通和工作模式，跟外面还是很不一样的。在里面待久了，思维模式都会变成那样，外面更市场化一些。”

　　吴军说，自己也不一定回家，但没有打算一直待在北京，只是不确定在北京待多久。

　　对未来，吴军有个想法，去成都，开个青年旅舍。他说，他很喜欢成都，发展得还算好，生活比较舒适。

　　当问到打算怎么实现这个想法，吴军笑笑说：“开一个青年旅社还是要蛮多钱的，要一大块地。我现在能力也还不够，还不知道具体怎么开一个旅舍，资金也没有。我们几个住在一起的朋友，大家都想去成都。如果去的话，我们就是集体迁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