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啃老”已成为一种较普遍的社会现象，中国社科院社会学所研究员李春玲认为可以将“啃老族”分为失业、待业人员群体和低收入就业人员群体。早在2009年就有报告数据显示，中国大学毕业生中有多达16.51万“啃老族”，大多是因为找不到工作，被迫加入“啃老族”队伍，他们认为“啃老”是理想与现实之间的矛盾所致，是无奈之举。今天，越来越多原本有工作的年轻人却主动辞职回家，加入了“啃老族”的队伍。从某种意义来说，就是从“被动啃老”变为“主动啃老”。可以看出，“啃老”已经成为一种社会问题，不仅不利于社会稳定和社会发展，也会造成社会劳动力资源的浪费，社会各界应积极的采取措施去解决这个问题。

　　一、“啃老族”的定义及类型

　　“啃老族”是指已成年的有劳动能力的离开学校(毕业、肄业、退学)，但仍然不能实现经济上的独立，而要依靠父母提供的供给或支持以维持自身的需要，寄生于家庭中的特殊群体。“啃老族”的类型可划分为如下几种：

　　1、养成型“啃老族”：大多是独生子女，从小衣来伸手饭来张口，养成了事事依赖父母的心理，缺乏基本的谋生知识和技能，是真正意义上的“啃老族”。这类群体从小就养成依赖父母的心理，在成年后又没有通过学校学习掌握谋生手段，这类群体的形成主要是家庭的责任。

　　2、挑剔型“啃老族”：大多拥有较高的学历，对工作比较挑剔而暂时呆在家里靠父母生活。这类群体大多自己对自己的期望过高，没有形成正确的择业观，这主要是学校的教育制度不够全面而导致的。

　　3、被迫型“啃老族”：拥有相对稳定的工作，收入基本能够满足个人生活所需，但是由于经济基础薄弱，面临结婚、买房等人生大事，不得不向父母寻求帮助。这类群体主要属于低收入就业人群，有工作但是还要依靠父母解决一系列问题，比如结婚买房，这主要是中国的二元结构和中国人的传统习惯导致。

　　4、追求梦想型“啃老族”：他们渴望通过自主创业步入富有阶层，但由于他们所设定的目标常常不符合实际，缺乏社会经验，而以失败告终，不得不“啃老”接济生活。

　　5、丧失信心型“啃老族”：他们面对多次求职无果或在工作上受到挫折时，会产生强烈的挫败感，对往后的就业丧失信心，不愿意再去面对激烈的市场竞争，宁愿待在家里“啃老”。这类群体没有正确的人生观，遇到挫折不能进行心理调节，最后而对自己失去信心。

　　6、频繁跳槽型啃老族：他们对工作没有持之以恒的毅力，因而频繁的跳槽，导致最后找不到工作，不得不回家“啃老”。

　　二、社会学理论分析“啃老族”的成因

　　(一)家庭的抚育功能发挥不成功

　　家庭是指以婚姻关系为基础，以血缘关系为纽带而形成的一种初级社会群体。家庭具有抚育功能，即抚养子女的责任，一方面给子女提供身体生长发育的物质条件，还要给子女提供人身教育的场所。在家庭教育中，教育承担着父母对子女的感化、引导和传授。教育内容包括日常生活知识和技能、人生态度和行为评价、社会规范和价值观、职业评价和技能。

　　家庭教育在人生的社会化中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家庭的作用发挥得是否适当直接影响子女以后的各个方面。中国是作为一个奉尚“伦理本位”的社会，自古就有一种家庭道德即“父慈子孝”，规范了个体的认知与行为。家庭在中国人的观念中占显要地位，这比较容易使得个人在主观意愿上依赖家庭。这种家庭伦理关系本身就是一种相互之间的责任义务关系，它决定了家庭中父母与子女之间的两种关系取向：一方面，“孝”体现了子女对父母应尽的义务，使“养儿防老”成为传统家庭的伦理观；另一方面，当子女在经济上遇到困难无法为父母尽“孝”时，父母给予其相当程度的资助，也被他们视为是应当承担的一种责任，这不得不说也属于“父慈子孝”的伦理规范范畴。因此，这就导致了家人之间在物质上、感情上的相互帮助与扶持成为了中国人生活的正常现象，从而形成了中国特有的“家庭亲子观念”。 可以说，传统的伦理道德因素导致这种亲子关系在心理与行动上的“一体化”倾向极为严重。而随着社会文化结构的变迁，当代的“家庭本位”意识与传统意义上相比，已经产生了某些方面的差异。“家庭伦理观”更加强调了成员之间的一种各尽所能、多劳多出、相互扶持的家庭保障意识。这就使得这种“自家人”的效应保障了子女在经济上出现困难的时候，能够理所应当地接受父母的资助，使所谓的“慈”的行为取向超过了“孝”，而逐渐成为中国家庭中的一种“例行性行为”。与西方相比，中国这种家庭文化结构的特点和差异，也使得家庭成员之间的“共生性依赖”在社会文化中根深蒂固，所以在中国父母的心里，给予成年子女的物质帮助是一件理所应当的事，中国“啃老族”之所以发展的如此迅速，家庭作为社会保障制度弱化的辅助系统，起到了重大的作用。

　　(二)双二元结构使得社会结构矛盾加剧

　　韦伯曾说过：“为了获得真正的理解，必须将个别的行为放到行动的社会环境中去，因为所有的行动都发生在一种社会和经济结构里，如在另一种社会与经济结构中去理解就不能获得真正的意义。”当今中国社会正处于转型加速与结构变迁的时期，中国存在“双二元”结构即劳动力市场的二元结构和城市与农村两个完全不同的生活世界中的二元结构。由于中国的“啃老族”大部分属于城市劳动力，因此按常理推断，他们在劳动力市场中应该处于初级劳动力市场的竞争地位，然而出于自身资本的薄弱或个体社会化能力的缺乏导致其在劳动力过剩的当今社会中，无法在初级市场中占有一席之位，而不得不被迫进入次级劳动力市场求得岗位。而就算处于收入水平极低的次级劳动力市场中，他们有时也不得不面对以农村流动人口为主的外来劳动力的竞争。社会给予城市啃老族的压力是无与伦比的，而对于农村啃老族来说，现在的子女结婚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房子是否具备，对于刚踏入社会工作岗位的子女来说根本无法承担，在这种情况下，父母就会给予这方面的物质帮助，帮助他们买房子，帮助他们筹办婚礼，这些子女被迫成为啃老一族，但这并不是他们的本意。另外，现在的生活成本的增加，物价的上涨使得年轻一代难以承受，社会压力对子女造成很大的影响，只能依靠父母。父母只要认为孩子有需要就会给他们物质上的帮助。个别综合素质不高，缺乏独立的子女，在社会环境所给的压力下，出现畏惧的心理，使得他们心安理得的成为“被迫型啃老一族”。

　　(三)个人的角色社会化失败

　　角色社会化是指个人通过角色学习，了解自己的角色地位，领悟社会对自己的期望，形成和社会期望相一致的行为模式，从而实现自己的社会角色的过程。它是社会对于特定社会位置上的个人的一种行为期望。

　　角色社会化分为以下几个阶段：

　　1、对角色的认知，角色认知是否正确决定了个人能否达到良好的社会适应。2、确定社会角色的期望值，个人低估或高估社会角色的期望值都将有可能引起角色差距或混乱，甚至角色失败。3、培养角色变化的适应能力。追求梦想型“啃老族”从一开始就没有对自己所承担的职业角色有正确认知，这就决定他们不能达到良好的社会适应性，然后在确定社会角色的期望时，高估了社会给予自己的期望，因为高估了自己本身的能力，没有从自己实际的能力和社会经验出发，只是单纯的想拥有更高更好的工作，没有与现在激烈的社会竞争相结合，不满意这种工作的待遇，想拥有更好的工作，没有那种一步一步适应的成长过程，导致以失败告终，变成社会中的“啃老族”。而丧失信心型“啃老族”由于心理脆弱，无法适应激烈的竞争环境，在遇到了挫折困难以后，很容易对自己否定，变得自卑、没自信，没有对自己的角色形成正确的认知，低估了社会给自己的期望，也低估了自己的能力，无法适应竞争激烈的社会环境，不敢再进入社会，而选择在家啃老。

　　(四)中国教育制度的缺陷及教育理念的偏差

　　教育是指增进人们的知识和技能、影响人们的思想品德的活动。狭义的教育，主要指学校教育，其涵义是教育者根据一定社会的要求，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地对受教育者的身心施加影响，把他们培养成为一定社会所需要的人的活动，有传播文化、凝聚社会力量、发展自我、造就青少年文化等功能，即为社会所需要的专门化角色提供训练有素的能力。也就是说，教育不仅要教给人们知识和技能，更要教会人们形成独立的社会人格意识，以及对自己、家庭、社会的现实责任感。但近年来，随着教育的部分功能偏废，往往为了其直接利益或荣誉，片面强调文化知识的灌输，而忽视了如何去传播文化、造就青少年文化；另一方面，高等教育片面工具化、功利化，甚至不断异化使得接受教育变成只是为了“求文凭”，完全不利于年轻人实现由学校向社会的过渡。同时随着高校不断扩招，用人单位的片面追求高学历，迫使大量的非学历人才不得不去接受学历教育而不是职业教育，以“适应”于社会，同时也使得大量本已经具备较高学历人才的就业处于“高不成、低不就”的尴尬境地。这些都无疑进一步异化了高等教育的功能，不可避免地形成了“求学历”的局面。“啃老族”在中国所独特的教育分层制度设计下成长起来的，这种所谓的“应试教育”极易毁灭个体之间的差异性与独特性，而教育体制的工具化和功利化使得个体从学校向社会过渡的社会化过程中产生了断裂，所学知识的模式化、单一性与就业市场独立、创新的要求严重脱节，从而在客观上为“啃老”这一行为提供了滋生的良好借口。在某种意义上来说，当前中国教育制度的局限性对造就中国社会大量“啃老族”起到了一定的推波助澜作用。

　　三、对策

　　根据以上的成因分析，中公教育[微博]专家将从家庭、政府、学校和个体这四个方面提出以下几个对策：

　　1、改变家庭教育中不合理的观念与不科学的教育方法。这里仍然强调了家庭在个体社会化过程中的重要作用。既然“啃老”起源于家庭并根源于家庭，那么，转变个体“啃老”意识，仍然要从家庭入手。培养子女们独立的人格是父母的应尽的义务和责任。具体来说包括：改进家庭教育的不正确功能，构建出正确合理的现代性养育观念，培养个体独立自主的价值意识，削弱其消极的依赖心理，从而实现家庭教育的广泛生活化，将“啃老”意识从个体社会化的早期萌芽中遏制。

　　2、强化政府职能，整合社会资源，以文化渗透的形势实现个体理想的社会化。政府作为国家权力机构，具有绝对的社会控制与社会整合的功能，而其控制的手段，表现在价值观和意识形态方面，就是对于文化的控制。由于社会文化控制具有非直接强制性、自觉性和广泛性的特点，因此充分发挥政府职能，能够广泛地对整个社会的伦理道德、风俗习惯、信仰信念及社会舆论等进行必要的指导和约束。

　　3、完善学校教育功能，纠正教育体制的缺陷和教育理念的偏差。同样的，学校教育作用在个体的社会化中也占据着重要的位置。尽管我国的教育体制已经由传统的“应试教育”逐渐向“素质教育”转变，然而在此过程中，其体制内存在的固有缺陷和理念上的意识偏差仍然给一些个体塑造了不恰当的价值观体系。“啃老族”群体的出现一方面是家庭教育功能的弱化，另一方面也不得不说是学校教育方式的失败。学校没有在个体受到家庭不正当培育的同时加以正确的引导。因此，缓解我国“啃老”问题，也需要从现存教育制度出发，改革现行教育结构，纠正教育体制的缺陷和教育理念的偏差，培养个体建立合理的知识结构、正确的社会角色意识、乐观独立的个性以及端正良好的工作态度等各方面素质和技能。

　　4、个人在家庭给自己的影响、学校对自己的教育的同时，应该多接受社会，理解社会的现实，结合自己的实际，正确理解社会寄予自己的期望，不过高也不过低，对于自己的职位有一个很正确的认识。

　　四、总结

　　综上所述，“啃老族”是在我国社会转型加剧和家庭结构变迁的双重环境下发展壮大起来的一种特殊边缘化群体。可以说，“啃老族”是在“传统”与“现代”的激烈碰撞条件下形成的社会产物，是中国社会现代化的必然代价，并在方式上体现出其“社会多元性”的特征。他们的这种“啃老”行为，一方面能够在短期内把社会应承担的责任转嫁于家庭，缓解了社会压力与社会矛盾激化，同时又成为一种帮助弱势群体克服难关的重要社会保障机制；另一方面，这种“啃老”无疑会造成个体不良的社会认同，形成社会不稳定因素，引导个体走向犯罪等社会越轨行为，给父母带来巨大的经济压力，增加其物质、精神上的双重负担。所以，我们必须改进传统家庭教育的弊端，构建新的养育观念，使家庭教育广泛生活化；完善学校教育功能，纠正教育体制的缺陷和教育理念的偏差，以文化渗透的形式实现个体理想的社会化；同时对父母等被啃族群体也应该进行再教育，使其明确表明自己拒绝被啃的态度。

　　本文由中公教育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