喜欢宅在家里玩电脑的IT男万添杰，如今成了上海浦东新区塘桥街道塘东居民区的一个居委会“大妈”。这个过去少言寡语、不爱跟人多说半句话的理工男，现在是社区大妈们口中的“小胖子”，小朋友们口中的“小胖叔叔”，为人亲切、擅长唠嗑儿。

　　“这个小胖子挺卖力的。”塘东居民区居民周秀英算是万添杰的铁杆儿粉丝。万添杰已经在居民区里干了6年，并且还没有离开的打算。当年与他一起入行的7个年轻人，如今只剩下3个。

　　记者了解到，如今的上海社区，已经有一批像万添杰这样的年轻人通过各种渠道进入工作并开始独当一面。城市居委会没有年轻人的尴尬局面正在一点一点被打破。

　　塘东居民区党总支书记万添杰现在的一项重要工作是，带教两名90后居委会干部。

　　每月1800元，能招来好干部吗？

　　万添杰2009年刚进街道时，算是一名街道引进的社工，月薪只有1800元。这个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专业毕业的大学生，彼时已经在一家信息技术公司做了一年的IT外包工作，准备转型。

　　“想想自己还年轻，可以试试跟人打交道的工作，不能老是跟机器打交道。”他当时想，万一干得不开心，自己还能再换工作，“对年轻人来说，这实在没什么大不了的”。

　　但在塘桥街道党工委书记奚德强来看，招收一帮当时不过二十四五岁的年轻人进社区工作，算是件“风险极大”的事。“社区需要年轻人来接班，但恐怕很少有年轻人会感兴趣。”他做好了最坏的打算，这批人很有可能一年后“一个不剩”。

　　实际结果比他预想的甚至还要糟一些，有一个年轻人，入职不到两周，就辞职了，“受不了(在社区被居民埋怨)这气”。

　　万添杰的到来，尤其令这个“老江湖”惊讶，“一般来社区工作的年轻人，大多是文科应届生，女孩居多。我从没想过能花1800元招来一个做IT的男生”。

　　到社区去，万添杰的收入少了很多，全家反对。就连带他的塘东居民区原党总支书记马淑屏也没想通。

　　马淑屏干了一辈子居委会工作，临到退休前一年半，她猛然发现，后继无人了。小万的到来，给她带来一丝希望。但她也没把握，每月1800元能招来一个多优秀的干部。

　　第一天见面，她就直截了当地告诉万添杰，“我每次出去都不会叫你的，你要是愿意学，就自己跟上来。居民的事都很着急，我也没时间叫你。”

　　马淑屏当时心想，愿意学的人总会跟上来，不愿意学的人赶着上架也早晚要离开，“做居委干部也要有悟性，不是人人都能当的”。

　　“无椅化”办公闯出一条“血路”

　　出乎马淑屏意料的是，她所教授的“自己跟上”的习惯，后来到万添杰这里，演变成了高大上的“无椅化”办公模式——这个年轻人，现在每天和自己的办公桌椅亲昵不了几分钟，他把大部分时间都花在了出门服务居民上。

　　那些要写的文件、要做的台账，他一般都会留在晚上下班回家后再做。“不要用给老百姓服务的时间去完成‘上面’布置的任务。”他说。

　　居民沈富琴随口就能说上一大堆小万与居民相处的故事，“他天天都在小区里面转，小区里百分之六七十的居民都认得他”。

　　一次大面积停电事故，增加了他在小区里的知名度。那年夏天，小区1号～31号楼突然停电，万添杰下班后又从浦东北蔡的家中赶回社区。

　　供电所的维修工告诉他，要把吊车开进小区，更换变压器。这在道路狭窄又停满私家车的小区，简直比“登天”还难。接下来的两三个小时，万添杰就在家家户户的门前游荡，请这个挪汽车、请那个挪电瓶车。

　　他还打开了居委会里的活动室，开了空调，把孤老、五保户和行动不便的老人一个一个搀扶到活动室休息。很多出来乘凉的居民开始交头接耳，“这个小胖子是谁？干活这么卖力？”

　　沈富琴那时就像一个小喇叭一样，告诉身边的居民——这是居委会新来的年轻人，叫小万。她后来知道，那次，小万一直工作到第二天凌晨3点才离开塘东居民小区。

　　居民周秀英眼中的“小胖子”好像是一帖“万能膏药”，不论居民有多不靠谱的事情找到他，他都会帮忙。小区居民不懂得怎么给身在国外的儿子打电话，就找小胖子；有的居民不会使用电视机机顶盒的遥控器，找小胖子；还有的居民要搞摄影活动，也找小胖子。

　　周秀英最感动的一次是在小区门外，有个老人被车撞断了脚，小万主动跑出去帮忙包扎、送医、付医药费。这原本不是万添杰的管辖区，他出门溜达时刚好看到，就径直走了过去。“现在的年轻人，看到老人被撞，都不敢碰。”由此，周秀英对社区新来的这个年轻人刮目相看。

　　万添杰告诉记者，像自己一样的居民区干部，不论年龄大小，其实都是“事儿妈”，“我们骑着自行车在马路上，看到路边的消防栓往外冒水，都会停下来看一看，再打电话等人来维修”。

　　居委会干部“后继无人”现象如何破解？

　　有趣的是，刚刚31岁的小万，已开始操心居委会干部后继无人的问题了。“我在想，现在的90后，能不能把居委会当家。”他觉得，居委会干部把居委会当家的传统正在丢失，大多数年轻的居委会新人，赶着下午5点准时下班，小区居民有再大的事都得“明天再说”。对这些人而言，待在居委会就只是一份工作而已。

　　这其实并不该是一个居委会党总支书记需要考虑的问题，但他却总是忍不住要想。

　　“现在居委会干部的收入水平已经提高很多了，但如果对居委会没感情、没吃过苦的话，服务能力并不会提升。”万添杰说，自己刚进社区那会儿，最受不了大家的质疑声，“软环境”不好，大家都觉得年轻大学生只是来基层镀金的。

　　但他后来接触到的一些年轻社区干部，却对这种“软环境”并不感冒，他们更关注几点上班、几点下班、年假怎么休等。

　　上海普陀区桃浦镇公寓小区居民区党支部书记、被誉为“小巷总理”的梁慧丽也曾为后继无人的事情担心过。她告诉记者，在居委会干，最重要的是“悟性”，这种“悟性”需要靠对工作的热爱来培养。

　　上海曾在2013年时想出一个破解社区居委会干部老龄化问题严重、“青黄不接”问题的好办法——大学生社区服务计划。该计划将一群90后大学生送进社区与“60后”共事，为社区里的“30后”、“40后”服务。但在试点区普陀，首批大学生的流失率已达约50%。

　　一些居委会干部介绍，目前社区比较紧缺的是政治学、艺术类专业以及法律专业的大学生。其中，很多社区对于法律人才需求较大，尤其是在一些高档小区的业委会、居委会，经常面对纠纷，急需具有法律专业知识背景的年轻人。

　　但随之而来的问题是，如果年轻人只是把居委会工作当做一份工作来看待，有哪个法律专业的高材生会愿意放弃高薪到社区来“受气”？

　　万添杰告诉记者，自己刚进社区那会儿也常常“情绪上来”。“想不通自己为什么要去受这个气。”但如今，熬过最初的一年多后，他感觉越来越顺，不想走了，“能不能在给新人归属感、成就感、职业荣誉感的问题上多下些功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