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公务员[微博]辞职的话题近期倍受各界关注，《瞭望》新闻周刊记者在北京、福建、广东、江苏、安徽等地采访调研，发现2014年以来，辞职公务员数量有所增加，但未到大规模成“潮”的程度。

　　个别地方辞职公务员增多

　　《瞭望》新闻周刊记者在基层调研发现，个别地方辞职公务员数量有所增加，但整体上公务员队伍未现明显变化。

　　江苏省公务员局负责人说，从统计数据看，江苏目前没有出现所谓的“离职潮”；省级部门未发现公务员辞职大幅增加。

　　个别地区、个别单位确实出现部分公务员辞职现象，但基本属于正常人员流动范畴。

　　“现在的辞职现象与上世纪90年代初、本世纪初的公务员‘辞职潮’相比，远不能等量齐观。”

　　厦门市公务员局相关负责人表示，从2014年至今，在该局所管理的政府机构编制内公务员还未出现主动提出辞职的情况。近5年来厦门市公务员流动没有出现异常，只有极少数人提出辞职，主要是年轻的、没有担任领导职务的公务员，有的辞职回家“接班”管理家族企业，有的因家属在国外而辞职。

　　2014年初，安徽合肥市委副秘书长兼市委办主任周大跃、合肥市新站区领导等人辞职引起社会关注，不过当地受访干部表示，合肥、安庆等地短时期内出现多名干部辞职只是巧合。

　　本刊记者调查发现，在一些大城市，由于工作机会多，辞职公务员人数也多一些。深圳市人社局公务员管理处主任科员梁文浩说，去年深圳市公务员辞职数量超过100人，但在该市4.6万名公务员队伍中所占比例不高。

　　总体上，男性公务员辞职比女性多。

　　记者从北京市委组织部、人力社保局等部门了解到，目前北京并未出现大规模辞职潮，但相比过去几年，45岁以下年轻处级干部离职数量有所增加，有离职意向的年轻公务员比例也有所增长。　　北京市一个区统计，过去5年来，该区30岁以下公务员流失了300人。

　　北京市大兴区政府有关负责人说，公务员离职情况逐渐增多，目前干部队伍有一定心理压力。　　2014年该区10个处级干部去了私企、国企，最近还有一些干部也提出辞职申请。“走的都是比较年轻、高学历的人。老同志没那么多想法，企业也不需要。从长远来看，这种现象应该引起重视。”

　　与此同时，大学生报考公务员的意愿有所下降。厦门大学[微博]公共事务学院副教授孟华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学生报考公务员的动力在下降。

　　另据统计，2015年度国家公务员考试计划招录人数为2.2万人，共有140.9万人通过资格审查，比上一年减少11.5万，报录比为64:1。这一比例和2011年的133.7:1、2012年的117.7:1、2013年的107.2:1、2014年的71.9:1相比，呈持续下降趋势。

　　离职公务员三大类型

　　孟华认为，公众之所以关注公务员辞职现象，首先在于我国“官文化”根深蒂固。对绝大多数人来说，走上仕途是首选。所以，公务员辞职让人觉得不可思议；其次，随着反腐持续深入，整个政治风气的变化对一些干部产生压力，而公众也期望有公务员在压力之下选择辞职，因而对个别公务员辞职现象加以放大。

　　安徽南翔集团董事长余渐富认为，公务员一直以来被认为是金饭碗，优秀人才争相扎堆想挤进公务员队伍，这对整个社会来说是人才流动的误区之一。如果80%的人都想去当公务员，这个社会就不正常。事实上企业也很需要优秀人才，现在出现的干部跳槽现象有助于打破人才结构性失衡。

　　《瞭望》新闻周刊记者调查了解到，当前离职的公务员主要有以下3种类型：

　　一是“身心俱疲型”。

　　以安庆市大观区辞职的4名干部为例，据当地干部介绍，这4名干部申请离职原因都是个人或家人健康问题。区委书记何谦患有抑郁症，长期失眠；大观区花亭街道党工委书记檀浩也患有抑郁症；龙山街道党工委书记王强患高血压和胃病；临湖街道党工委书记何琳的丈夫因车祸瘫痪，需长期照顾。

　　二是“急流勇退型”。

　　江苏一位县级市开发区主任从事经济工作数十年，2014年辞职到企业工作。他对记者说：“辞职换安心。像我这样多年从事经济工作的，谁能保证前些年没有帮助别人搞先批后建？谁能保证引进的企业环评都过关？谁能保证开发区建设之初没有点征地纠纷？现在到企业工作，之前的违规违法也能一笔勾销了。”

　　合肥市委副秘书长周大跃辞职去企业也被当地干部认为是一种“急流勇退”。合肥市一位领导说，副秘书长也算是重要的领导岗位，走出这一步需要很大勇气。

　　三是“压力山大型”。

　　律师陈长厚辞职前在福建省一个设区市中级人民法院当了6年法官，他说：“我辞职主要因为压力太大，一方面来自生活上的压力很大，去年我辞职时的工资只有每月3100元，很难养活家庭。另一方面工作量大，社会转型导致案件越来越多，加班已是常态，而现在案件终身责任制也是很大压力。”

　　多位基层干部反映，现在对基层干部的工作要求明显提高。安庆市一位干部说：“过去全区年度工作计划七八张纸，现在厚达一本书，内容增加、过程细化、落实到人，时间节点具体到每个星期。工作标准提高，群众诉求多样，一些老办法不能用了，新办法还在摸索，基层压力越来越大。”

　　基层公务员辞职三大原因

　　原因一：薪酬水平偏低

　　《瞭望》新闻周刊记者调研了解到，眼下公务员薪酬福利水平相对于企业人员来说，仍有一定差距。尤其是在当前形势下，原来一些隐性福利减少，甚至完全没有，一些基层公务员感到不适应。

　　“现在隐性收入没有了。拿春节来说，以前单位都要发瓜子、花生、饼干等1000元左右的年货，还要请职工吃年夜饭，现在都取消了。”福建省福州市直机关一位陈姓副科级干部说。

　　孙熙2010年本科毕业考上了公务员，在北京市朝阳区一街道工作。当时她觉得，公务员工资虽然低一点，但福利不错。“到岗之后，感到落差特别大。”孙熙说，她每月工资2000元左右，第一个月只有1800元。单位没有宿舍，她当时在东五环外的草场地村租房住，一个不到10平方米的小单间，没有窗户，只能放下一张床、一张书桌和一个简易衣柜，月租600元。她每天花40分钟骑自行车上班。“工作4个月后，我妈来北京看到我住的屋子时哭了。”

　　“我当时感到绝望。”孙熙说，这样的收入和待遇在北京生活太难了。2014年，她考上了广州一所高校的研究生，决定离开公务员队伍。

　　江苏省镇江市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沈姓公务员4年前通过公务员考试入职后，成了同学圈子里的“成功人士”，同学不时会开玩笑称，“沈主任，多提携。”可几年下来，他收入待遇几乎原地踏步。刚入职时，每月能拿到5000多元，加上各种补贴年终平均下来是一月6000多元。4年后，他已是副主任科员，每月拿到手的还是这么多，但生活成本在增长。

　　他已经有了老婆孩子，房租每月3000多元，所在城市动辄每平方米1万多元的房价让他望而却步，“每月两个人一起攒几千元，买房基本不可能，给孩子将来的教育投资，就更不能想了”。如今，他跳槽到一家企业担任部门负责人，年薪税后30万元。

　　“公务员就是求稳定，退休后有保障。以前不缴保险，退休待遇还高出企业一截儿；现在保险也要自己缴了，那为什么不直接去企业？”一位还没辞职但已开始物色企业职位的江苏省县处级公务员说。

　　北京市一名在街道工作准备辞职的郑姓公务员说：“自己都拮据地生活，如何去让别人安居乐业？”

　　原因二：晋升空间狭窄

　　《瞭望》新闻周刊记者采访中了解到，一些公务员辞职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晋升空间狭窄，升职靠熬年限、拼关系。

　　一位从江苏省经济管理部门跳槽到中国矿业大学[微博]的陈姓公务员告诉记者，公务员晋升渠道通常有两种，一种是走领导职务，即从科员到副科、科长、副处这样的轨迹；还有一种是非领导职务，即副主任科员、主任科员等。

　　“在领导职务的竞争上岗中，某次民主推荐环节，选3个人，入围50多人，竞争堪称惨烈。”他说，“人总是需要被认可的，晋升是最重要的认可，而晋升需要很多东西，副科干3年才有资格竞争正科，还得看之前工作经验、看年龄，以及人情、关系等复杂因素。”

　　安徽省凤阳县政府一位郭姓公务员已有辞职打算。“70后”的他早年从学校教师岗位百里挑一考入公务员队伍，刚进政府机关时，感觉作为公务人员有社会地位，而且待遇在当地还算不错。可近几年来，他越来越觉得这一行工作压力大，“最关键的就是晋升空间有限，如果找到合适的工作，我肯定走。”

　　虽然国家去年底出台了公务员职务与职级并行的改革，改变了过去只有靠职务晋升“华山一条路”的狭窄发展通道，但他仔细研究后认为，“条件太苛刻，要熬很多年，算一下周围没几个符合条件的。只有等到自己年纪大了，才有可能享受到副科待遇，那时还有干事创业的劲头吗？”

　　“这种主要看年限，而不是按照贡献大小或者工作能力的晋升导向，严重挫伤公务员特别是年轻公务员的积极性。”这位郭姓公务员说，“公务员队伍是干多干少一个样。老老实实工作很少有人关注，也难怪很多人都在跑官要官。”

　　已辞职的福建省一个设区市中级人民法院原法官陈长厚说，“我自己喜欢自由的职业，但是在法院的工作可以说未来的路都能够看得到了，副科再往后最多可能是副处。现在可以完全想象到30年后的工作状态。”

　　原因三：压力大、幸福感低

　　多位已辞职或有辞职打算的公务员向《瞭望》新闻周刊记者抱怨，他们离开或希望离开公务员岗位，还有一个原因是基层工作强度大、压力大、风险大，“经常加班”、“5+2”、“白＋黑”，幸福感低。

　　一位从安徽省合肥市新站开发区管委会辞职的干部说，“5+2”、“白＋黑”的工作模式让她“压力山大”。“我分管的这个部门要对接省市20多个单位，再加上新开发区招商建设任务极其繁重，确实压力很大。”这名干部感叹道。

　　“我一直在考虑什么时候能辞职，辞职了去做些什么。”福建省宁德市公安局一名基层派出所所长说，作为一名基层公务员，幸福感太低了，需要面对各种各样的压力，来自单位、社会和家庭等方面。现在群众仇富、仇官、仇警很严重，一件事情发生后，警察在现场往往会成为对立面。

　　记者调研了解到，一些公务员职业荣誉感、归属感减弱。陈长厚说，社会舆论都说法官黑，导致我们有些工作不好开展。

　　一些公务员对单位跑关系风气盛行、人浮于事等现象也表示不满。孙熙说，现在单位人际关系复杂，有时候需要“站队”，哪句话说错可能就把人得罪了。“各种压力真的是太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