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1—8月，已经有7人从地方履新中央有关部门并担任要职。这样的人事调整从2012年11月十八大召开后就已经开始。据不完全统计，十八大后进京到中央有关部门任职的地方官员有44人，其中，一部分是副部级平调，一部分是晋升，即从正厅级晋升副部级或从副部级晋升正部级。

　　平调任要职也是一种“升迁”

　　8月24日，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领导机构”栏目更新，显示稍早前卸任北京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职务的杨晓超已于7月任中央纪委秘书长(正部长级)。

　　今年从地方赴中央有关部门任职的官员并非杨晓超一人。翻看十八大以来任职中央的地方官员履历，像杨晓超这样曾长期任职地方的官员并非个案，44名官员中约3/4的官员都有长期任职地方的经历。

　　44名官员中，平调的30人。其中，多数人任职重要岗位。

　　比如，天津市政协原主席、党组书记何立峰，2014年6月调任国家发改委任职副主任，在副主任中排名第二，是国家发改委现有的6位“正部长级副主任”之一；广东省原副省长刘昆2013年5月调任财政部副部长一职，目前在副部长中排名第三。

　　任职中央的地方官员中得到晋升的也不在少数，据不完全统计，约有14人得到晋升，而且多数在重要部门任职重要岗位。张义珍，河北省委组织部原副部长，今年7月被任命为人社部副部长。张义珍出身教育系统，曾在大学任职长达20年。

　　国家行政学院原科研部主任许耀桐教授表示：“一些从地方调到中央机关的官员，在职务上虽然是平调，算不上高升，但是赴任的却是关键的、重要的岗位，是得到了重用，预示着未来可能会被提拔，仕途之路会更好。”

　　国家行政学院研究员胡仙芝认为：“不管是平级调动还是晋升，对于干部个体来说，都体现了组织的‘重用’之意，都可以理解为是一种‘升迁’。”

　　赴京官员多为50后，学者型官员居多

　　盘点十八大以来从地方赴中央有关部门任职的官员，在年龄分布上，跟从中央到地方任职的官员明显不同。

　　据不完全统计，十八大以来进京官员职务调整时的年龄，集中在52～60岁，这是多数省部级官员所处的年龄段，有31人的年龄超过了55岁，多是典型的“50后”。这跟之前统计的“空降”地方任职“京官”大多为“60后”，即大多不到55岁存在差别。

　　统计显示，在这些赴任中央有关部门的官员中，最年轻的是人社部副部长张义珍，出生于1964年，今年51岁。年龄最大的是2014年11月任职全国人大[微博]常委会内务司法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的秦光荣，今年65岁，调动回京的年龄是64岁。

　　在胡仙芝研究员看来，这基本符合了干部成长本身的规律：“一般来说，年龄和经历密不可分。年纪轻的，经历相对简单，经验和能力肯定不如年纪大的来得丰富和全面，因此更需要到基层和地方锻炼。而经历过地方锻炼的干部，在认识高度、经验程度和能力方面更加成熟，更加能够把握国家宏观、全局的治理工作，也更加适合和胜任中央层面的一些工作岗位。”

　　进京官员的学历也是一大看点。统计显示，博士15人，硕士24人，本科4人，大专1人，其中拥有博士学历的占了1/3多。在公众的印象中，“学者型”官员擅长理论和研究，具有较高的理论水平、责任意识强、公众形象普遍较好。“很显然，在地方经过历练的这些学者型官员，能够把理论和实践结合起来，他们能够被调往中央，显示出被看重和寄予厚望。”许耀桐说。

　　十八大以来，2013年是地方官进京比较集中的年份，统计显示，这一年有23人从地方到中央任职。许耀桐认为：“十八大产生了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因为我国领导人是每五年一次交接，调动干部频繁主要和届期有关，所以2013年的调动会比较频繁一些。”

　　跟“央地干部交流”的任期也有关系。胡仙芝介绍，央地干部交流，地方官员一般是三年一届。“换届的年份干部流动比较多，其他的年份则属于调空补缺。”

　　5年前选派的干部回京晋升至少7人

　　今年夏天，辛国斌再次搬家了，他从青海省副省长的位置，调回工信部担任副部长。

　　8月8日，在内蒙古包头市召开的第七届中国包头稀土论坛上，辛国斌首次以工信部副部长的身份在媒体前亮相。

　　作为5年前中组部选派到地方交流任职的66名中青年干部之一，辛国斌赴任青海前任工信部运行监测协调局局长，之后历任青海省海西州委副书记(正厅级)、青海省副省长等职务。

　　在这66名中青年干部中，在十八大后，像辛国斌这样到中央有关部门任职副部级职位的官员至少有7个人。从履历看，辛国斌是就地晋升为副省级官员后回京的，跟他一样就地提副省级后回京的，还有全国总工会书记处原书记喻红秋，当时调任贵州省贵阳市委副书记，后升任贵州省委常委、宣传部长，之后回京任全国妇联副主席，如今是中央纪委驻中央组织部纪检组组长。

　　除了就地提拔为副省级官员，66人中至少有5名属于“回炉”出任副部级官员。2013年8月升任财政部副部长的史耀斌，被选派到地方交流时是财政部税政司司长，他被派往湖南省湘潭市交流，不到三年就“回炉”财政部出任副部长，目前分管税政司、金融司、国际经济关系司、中国清洁发展机制基金管理中心(PPP中心)。

　　专家分析，中央一直很重视基层和地方的任职锻炼，把到基层和地方工作作为培养高层公务员[微博]的途径，目前加大了这方面的工作力度。

　　东部官员赴中央任职最多

　　东部经济发达，往往成为中央安排锻炼干部比较多的地方，也是官员从地方派回中央工作的密集地。统计显示，44位进京地方官中，来自东部沿海地区的最多，有17人。

　　胡仙芝认为：“决定干部升迁的因素有很多，业绩是最主要的。从地区分布来看，结合不同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实际情况，不难得出，政绩在干部考核和激励机制中还是有较大的比重和因素。”

　　分析发现，从东部地区调往中央官员最多的地方不是上海、广东、浙江、福建等地区，而是北京。十八大以来，北京有4位地方官到中央任职。

　　在胡仙芝看来，由于地理位置贴近，所以来往交流关系也就更为密切，信息沟通及时机把握也更有利，加上同样在京工作，工作事业与家庭生活也能更好地统一协调，所以客观上会导致北京与中央交流的机会更多。据中国经济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