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克眉 罗卫

　　新闻必须真实，这如同日出日落一般，实属常识，每一个新闻从业人员都知道这个“起码的要求”。然而，为什么假新闻仍不断出现呢？撇去记者因各种目的制造假新闻这种明知故犯的情况不论，在新闻实践中，编辑如何“证实真实”，却并非易事。所以说，新闻真实性虽是个老话题，但又是新闻工作的一个永恒课题。

　　也许有人认为，想做到“真实”有什么难，实事求是地报道不就行了？

　　其实，即使新闻报道中的“五个W”等都是真实的，但从宏观上看也未必“真实”。因为它可能只是“现象的真实”，而不是事物本质上的真实。真实应该是现象真实与本质真实的辩证统一。

　　“证实真实”，记者和编辑的做法有所不同。记者要深入现场调查、采访有关的人员，多方核实情况，然后将所见所闻整理成文，告诉读者事实的真相。编辑虽然也有核实的责任，但他的工作毕竟是编发记者或作者的来稿，不可能到现场一一核实。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如何发现文章中的不实之处，如何防范假新闻？

　　现在，评论如何防范假新闻的文章不少，但大多都是从记者(或作者)的角度来讲，而对编辑应如何对稿件把关的问题，则讲得较少，而且很笼统，一般归咎于编辑喜欢猎奇、缺乏理性思考等。事实上，以多年编辑工作实践之见，我们认为新闻操作中编辑碰到的问题要比记者多得多。

　　一、编辑“证实真实”难于记者

　　2002年1月的《新闻记者》列出“2001年十大假新闻”，其中由通讯员提供的稿件或引用、转载其他媒体的报道占了九条。可见这些假新闻大多是从编辑手中“漏出”的。但这能归咎于编辑猎奇、缺乏理性思考、不核实吗？就其中《女大学生状告爸爸的吻》一文，从我们所了解的编发情况来看，似乎并非如此简单。

　　通常，编辑编发本报记者采写的稿件，都有“安全”感。文责自负，本报记者若炮制假新闻，或者报道失实，自有报社制裁，所以一般没人敢“乱来”；编辑也可根据生活经验、学识水平去判断处理稿件。然而，编辑并非只编发本报记者的稿件，特别是有些版面还是以外稿为主，这时，要“证实真实”就困难了。

　　1.编辑往往只能“信人不信事”

　　首先，“文责自负”在这里不管用了。不是“自家人”的作者报道失实、炮制假新闻，用稿单位很难制裁他。但我们又不能因噎废食，一律不用外稿。

　　对于外来的投稿，我们往往是“信人不信事”。每条来稿所说的事情是不是真的，什么地方失实，编辑没法一一核实，也没必要一一核实(否则，等于编辑自己去采写了)，只能先大概看看稿件是否太荒诞，是否不合逻辑，是否有悖科学常识。然后，“细究”作者是否可信。若证实作者是其他媒体特别是有一定地位媒体的专业记者，那么其稿件一般是可信的，编辑就稿件所叙述的情况再与作者联系，挑刺提出问题，以了解作者是否到了现场采访，以及作者掌握情况的程度。

　　若作者不是媒体的专业记者，则去核实作者的身份：哪个单位的？这个单位有没有此人？此人有没有“报道失实”、“造假”的不良记录？然后，如上所述，再就稿件内容与作者沟通……

　　《女大学生状告爸爸的吻》(以下简称《吻》)一文，是作者用电子邮件发到羊城晚报编辑部的，作者自称是湖北大学新闻专业的在读研究生。编辑收到此稿后，与本报社刚从湖北大学新闻专业毕业的一位记者联系，证实《吻》的作者确是湖北大学新闻专业的在读研究生，两人在该大学校报当记者时，互相认识，《吻》的作者不时还向湖北的一些报社投稿，没听说其有“造假”的记录。接着，编辑又找作者了解情况，不客气地挑刺质疑：这么私密、难为情的事情，女同学怎么会跟你这个男同学说呢？她为什么不跟自己的母亲说？其母亲为什么没能制止这种行为？有这名女大学生的照片吗？文中的许多情节是真的还是为了文章好看而编造的？你是学新闻专业的，应该知道新闻是不允许虚构的吧？法院受理此案了吗？……

　　对编辑的一连串问题，作者回答很肯定而且“合乎情理”：文中的女大学生是他的好朋友，她为此事很苦闷，她的母亲为此事闹过但也管不了，所以就跟他说了；文中的情节全是真的，绝没有编造！女大学生不愿“亮相”，因为怕让人认出后很难做人……

　　编辑还是坚持要作者提供这名女大学生的照片，以证实确有其人。几天后，作者通过电子邮件发来了这名女大学生的照片，并在电话中说法院还没有答复是否受理此案。

　　2.经过一番核实还是“漏”出去了

　　经过上述的一番核实，编辑觉得作者是学新闻专业的，又是在读研究生，有学校管着，不至于会恶劣到公然炮制假新闻吧？况且编辑在核实过程中还一再提醒、告诫过作者不能作假。另外，如果“女大学生为爸爸的吻苦闷”是假，那么这名女大学生不会提供她的照片让媒体“曝光”。至于法院最后是否受理此案，对于这篇来稿说，并不是非要有结论才能登。于是，这篇稿件见报了。

　　稿件发表几天后，武汉的一些报纸发表报道指出这是一篇假新闻。有的报纸说经记者实地采访证实其假，有的报纸则登出了该文作者的“一面之辞”，此人不知是否为推卸责任，把假新闻的出笼归罪于编辑的“轻率”，却只字不提上述编辑当时与他联系、核实的情况。

　　揭假，是对假新闻最有力的打击，将恶意造假者曝光，可让媒体“认”得他而引以为戒。然而看到上述媒体的这些揭假报道，不免让人又回到前面提到的问题：编辑是否应对来稿一一核实？因为武汉一些报纸的“证实”，是通过记者实地采访而非编辑所为，更不是编辑跨省核实。另外，有的揭假者在揭假时，是不是又犯了自己所诟病的“没有一一核实”的毛病？他们只向造假者了解情况，却没有跨省向编发该文的有关编辑核实造假者的“一面之辞”。

　　3.反思之一：“异常性”是新闻价值要素之一

　　新闻新闻，新鲜之闻。虽然我们不能片面地追求怪异的报道，但我们也不应否认“异常性”是新闻的价值要素之一。追求新知、关注离奇是人类的共同特性之一，人类就是在不断追求新知与解释异常现象中发展前进的。

　　“异常性”是指对“明显偏离常规的日常经验的事件”的报道。而社会在前进，科学的发展、人类生活的变化不断地推翻一些以往的“常识”、生活经验，若靠“常识”、“经验”来判断稿件的真实性，未必能断出个真假。比如令全世界关注的“克隆人”的报道，若以“生活经验”判断，那真是胡说八道；若按科学常识判断，那也不可思议。但我们能说“克隆人”的报道是假新闻吗？

　　“换头术”也被列入“2001年十大假新闻”之一，有评论说它不合常理，一看就应该知道这是假新闻。但实际上情况并非那么简单，并非那么一目了然。

　　4.反思之二：生活中少见之事不能一概断言为“假”

　　猴子能否换头、人头能否移植，只有科普知识的编辑当初编发稿件时，可以说是不容易判断的。羊都可以是非羊所生，人都可能不出自于娘胎，对“换头术”的报道，编辑怎能就“事”论真假呢？因此，这又回到了前文所说的对于外稿往往是“信人不信事”的问题。编辑应就“换头术”一文“细究”作者是否可信。由于这篇文章不是直接投稿给报社的，作者又是外国人，“细究”作者是否可信也不容易，这时就可了解新闻的来源：文章是不是出自国际权威科学刊物，首发稿件的媒体是否可信？

　　“女大学生状告爸爸的吻”，虽然生活中少见，但绝非不可能，社会上还有比这更严重更离谱的“乱伦”的事情，并也闹上了法庭。用生活经验、常规常识来就事论事，也不能轻率断言此文是假新闻。

　　当然，对一些来稿不用“细究”作者，也可以一看就知道是真是假，在处理来稿中，我们就曾拦住了不少失实、不可信的稿件。如去年一些报纸报道了这么一件事：一个军阀在20世纪20年代至30年代在美国花旗银行存了3亿美元，后将存款余额2.5亿美元的继承权交给了他的女秘书，60年后，这个“女秘书”委托别人向银行讨回本息12亿美元，多次诉讼美国花旗银行未果。当时有人向我们推荐这篇文章，但我们一看就觉得此事有诈。20世纪30年代的3亿美元，即使在美国也是个天文数字，一个贫穷落后地方的军阀不可能有如此巨大的存款，而且这些存款还是美元。类似的讨款骗局、闹剧已听过不少了，所以已没有再去“核实”的必要。我们当即“枪毙”了这篇文章。后来果然又有媒体追踪报道对此事提出“质疑”。

　　二、编辑要敢为“真实性”担风险

　　编辑是媒体发布信息的重要“把关人”，在处理、编发大量外稿时，确有如履薄冰的感觉。坚持“真实”“诚信”原则、恪守新闻职业道德、认真负责、谨慎再谨慎，是杜绝假新闻的有效方法。然而，是否也应注意到另一种倾向：打击一大片？

　　从新闻心理学来看，让读者享受“意想不到”的报道，往往最能吸引读者的眼球。然而，“意想不到”的事情又因为其“反常”，而让编辑为它的“真实性”担风险。面对大量的这些“烫手山芋”，有的人于是宁可少用、不用通讯员、作者的来稿，“不求有功，但求无过”。这种做法自然较保险，事实上有关“媒体信用”、“如何杜绝假新闻”的讨论，对此也鲜有评论，更不会质问其何以“不发外稿”、“漏新闻”。但，这种做法难道符合敬业精神吗？

　　1.当发不发，也是媒体的失信

　　美国斯坦福大学新闻学教授吴惠连说：“以达尔文的观点来看，最适应市场的机构才能生存。在我看来，最适应市场的机构是拥有优秀的编辑、吸引人的版面、专业记者高水准的写作。”

　　新闻媒体走向市场，是中国新闻事业改革开放最重要的成果。报纸的竞争，很大程度是版面的竞争。掌握独特的内容资源的报纸将受到市场的追捧。目前，“内容”市场供应有限，报纸所用的全国性、国际性稿件，大多来自新华社同一渠道，人有我有；而本地新闻又因其大都发生在本地新闻媒体彼此的视线中，故同质性高。所以，来自外地通讯员、作者的外稿，是媒体的另一重要新闻资源，它不仅使媒体的新闻触角伸得更远，报道的内容更丰富，还能避免报纸的同质化竞争。来稿中的失实报道、假新闻应该说只是少数，如果我们“宁可少用、不用”，那会走漏多少好新闻，又何来“吸引人的版面”？

　　一家报社的副总编辑在一篇文章中说：“发所不当发，是媒体的失信；当发不发，也是媒体的失信。因此谨小慎微不等于严谨，胆小怕事不等于负责。”诚哉斯言！

　　从羊城晚报的实践来看，《焦点新闻》版一半以上的稿件是外稿，羊城晚报委托调查公司所作的“每月阅读率前十名”的调查显示，《焦点新闻》每月“中榜前十名”有20多天，有时仅次于头版。从1999年6月创版至今，这个版刊登的稿件超过1100篇，除了上述的《吻》一文外，没发现其他的失实报道。所以，我们能否因这一千一百分之一的稿件出错，就否定我们原有的编辑操作方式呢？

　　2.因“信其人”而刊发了南丹矿难惊人内幕

　　2001年8月初，广西南丹特大矿难被媒体曝光，当时许多媒体都报道了矿难的死亡情况、水淹矿窿情况、瞒报事故情况等动态消息，但事故背后的新闻却未见报道。十多天后，我们接到了一篇长达一万多字的有关南丹的深度报道，文章以详细的数据(南丹财政收入、矿老板的暴富情况、国有矿损失的情况等)和实例，非常专业地讲述了光环下的矿老板疯狂盗采国有矿发家暴富的秘密，揭露了官员腐败使矿老板披上“合理”外衣抢夺国有矿的惊人内幕，记叙了各路诸侯办矿——矿窿有人大窿、政协窿、检察院窿等现象，还回顾了南丹此次特大矿难之前的三次大坍塌的惨重死伤情况，让人透过此次特大矿难的表象，看到惊人的结论：这里注定是要出事的！这一独家深度报道，极有震撼力，实在难得。然而编辑并不认识作者，只是觉得作者行文严谨，很有矿业方面的知识，熟悉当地情况，且花了不少时间采访。事关如此重大事件的内幕新闻，如何核实？编辑当然不可能一一核实，且不说编辑不可能赴外地采访，就算去了，因当地封锁消息也无法采访得到。那么，我们仍是用“信人不信事”的核实方法。编辑打电话与文章作者交谈，询问他为什么知道这么多矿区的具体情况，为什么可以拿到这么多数据？作者回答说，他是学矿业的，后来又读了新闻专业的研究生，他长期在南丹矿区一带工作，是中国某报的驻地记者，这次南丹特大矿难发生后，他到现场进行了20多天的采访，已零零碎碎在中国某报刊登了一些南丹矿难的情况。我们又通过别的记者证实了文章作者的身份后，就决定采用此稿。我们用两个大半版的篇幅刊登了《触目南丹：细看光环下的矿老板》、《触目南丹：惊看发迹者挖空国有矿》。文章见报后引起极大反响，要求转载的电话十多天不断(因羊城晚报《焦点新闻》未经许可不得转载)，文章见报后也未见任何异议。试想，如果当时因“无法一一核实”就让此稿胎死腹中，不是损失了一篇难得的好稿？

　　3.在求真的前提下决不轻言放弃

　　就在今年9月，羊城晚报《焦点新闻》接到了一篇有关云南航空公司原总经理受贿案纪实的稿件，内容很有可读性，一个一生辉煌的安全飞行标兵，却栽在最后3年，是个典型的“59岁现象”。编辑不认识该文作者，只是从稿件的落款上得知他是云南省检察院的。此稿涉及名人高官，如有差错影响很大。那如何核实呢？编辑自然很难就案情一一核实，只好仍按上述操作方式核实——先大概看看稿件是否不合逻辑，是否有悖常识，然后“细究”作者是否可信。我们询问作者：“文章说这名高官曾多次驾重要专机，那他是为什么人开飞机？”作者回答说：“他曾为国家三代领导人开飞机。”我们又问：“为什么不明写出来？”作者回答说：“有关部门审稿时说不要写。”我们故意试探道：“写了也没关系吧？”作者说不行。作者坚持“审过的稿不能变”，他这样回答，使我们对他有了一定的信任。接着，我们又通过作者单位核实“有无此人”，证实作者的身份属实后，我们便刊发了此稿。文章见报后无任何异议，证明没问题。如果我们因无法“一一核实”而放弃此稿，那岂不是太可惜了？

　　有人将记者与编辑的关系比为风筝和放风筝人的关系：“只有放风筝人具有足够的胆魄和敏锐的判断力，风筝才有可能飞得更高更远。”风险与效益同在，即使是成功出名的企业家，也有判断、投资失误的时候，但不能因他的一次出错，就说他的一套经营方法是错的。

　　当然，我们不能为了“精彩”，就对新闻真实性看得很轻；我们也不能强调外因而掩饰本身的不足。我们希望通过实事求是地探讨问题，寻求更好更现实的方法“证实真实”。

　　三、其实不是“题外话”

　　其实，除了以上所说的假新闻外，另有一种假新闻，因“习以为常”而使不少人对其已“麻木”，那就是吹捧新闻。

　　一些地方领导为提高自己的社会形象，为升迁铺路，利用所控制的媒体为自己唱赞歌；一些人为讨领导欢喜，抬轿子吹嗽叭夸大“成就”、“业绩”，甚至无中生有，凭空捏造。对这些吹捧性质的假新闻，不去证实它的“真实”，似乎也“平安无事”。为什么在痛打假新闻中，这种明知故犯的造假却少见被“痛打”？

　　对读者而言，对报纸而言，较之一则猎奇性质的假新闻，这类吹捧文章、虚假数字的社会危害更大。在此提请诸位同行想一想，对此类假新闻，我们该怎么办呢？

　　(原载《新闻记者》2002年1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