助人为乐的雷锋，在目前的中国，是有些久违了。

　　但没想到，去国万里，来到南太平洋的岛国新西兰，却又遇到了金发碧眼的“雷锋”，而且是有组织的“雷锋”，而且是经过培训才上岗的“职业雷锋”。

　　这群“雷锋”，在西方有一个朴实的名字叫“义工”，是一个颇有一些历史的社会角色。

　　我乘坐的飞机刚到新西兰，还没出奥克蓝机场，就遇到一位老年人，他身穿标志机场志愿义工身份的蓝色西服，笑容可掬为旅客服务，帮我将行李箱提出了机场，待我要送他一件随身带的小礼物做为纪念，他却摆手拒绝，告诉我，他是“义工”(Volunteer)。随之，掏出一张名片，上写“亲善大使欢迎你来新西兰！”

　　由平民百姓组成的志愿者队伍称为“亲善大使”代表国家形象，这是政府的安排吗？我既感到亲切，又有一丝怀疑，但很快，我就开始明白“义工”是怎么一回事了。

　　在惠灵顿的海边小城彭特妮安顿下来后，我常去彭特妮的的图书馆，每次在图书馆看公共信息布告栏，在许多各色俱乐部的广告中总能发现招募“义工”的招帖，帮助的范围有家教，帮助残疾人处理家务等等内容。招贴的主题字写的很大，是“请帮助我们帮助大家！”，细看下面，这是市立义工中心的贴子。

　　跟着，有人就告诉我，在没有工作之前，可以试着去做一些义工，这是被这里社会承认的一份工作经历。一个偶然的机会，我发现，在彭特尼图书馆对面，就有一个主要以“义工”服务为主的机构，叫“公民咨询局(CitizenAdviceBureau)”，简称是CAB。

　　正巧，我在读的Polytechnic老师要求我们交出一份调查手记，于是有一天我便以学生身份进了CAB。Petone市的CAB是一幢风格古朴的两层小楼，推开一楼的一间办公室，看到两个约摸五六十岁的老太太正笑容可掬在打电话。

　　“是移民局吗？我是公民咨询局，有一位咨询者来询问最近关于移民政策的一些改变……”

　　“我是公民咨询局。最近我们收到一位消费者投诉，说是在海边有一位照相服务者给顾客照了相后没有给顾客寄去照片……”

　　“请问Work＆Income(新西兰专管劳动就业及福利的政府部门)，有关新移民就业你们最近有没有新的安排？我们接到好多新移民在这方面的咨询请求。”

　　她们正将电话打得不亦乐乎的时候，CAB在彭特妮的负责人，一个六十出头的白人老太太Collin将我邀进里间工作室，开始接受我的“学生调查”。Collin一头银发，健朗和善，十分可亲。她款款告诉我说，所谓“公民咨询局”，最早建立于二战时期的英国，因为战争时代的混乱情况，许多人觉得有必要加强社区之间的帮助和关怀，于是成立了该机构。战后，新西兰也将之“引进”，作为介于政府和民众之间的组织，目前CAB在新西兰开有91家“分店”，分属NorthRegion(北岛北部)，WaikatoBayofPlentyRegion(北岛中部)，CentralRegion(北岛南部，首都惠灵顿一带)，SouthRegion(南岛区)四个大的区域，总属CAB全国委员会管理。CAB总的理念是“作为公民，你有权利知道一切你应该享受的义务和权利是什么”，无偿做好咨询服务，尽可能帮助前来求助的人找到解决问题的部门，可依据的法律和法规，并帮助牵线搭桥，就是CAB服务的范围。CAB受理包括法律、房产、寻工、家庭纠纷、消费者投诉、妇女遭受虐待等等咨询和投诉，帮助“出点子”之外，CAB还有权直接出面干预比如消费者投诉这样的问题，并多次取得良好的效果。每年CAB接受的总咨询量约是平均五十万人次。而令人惊奇的是，这么大的服务量基本上是由义工来完成的，91个分局约有两千五百名义工，全国各分局共只有60个工作人员是拿着微薄的薪水。

　　在和Collin聊过之后，她便问我是否愿意来CAB做义工，因为这几年华人移民大幅增长，很需要懂华语的义工。我想这是一个接触社会的好机会，就欣然同意了。“不过今年的义工培训时间已经过了，你必须等到明年春天我们集体开始培训义工的时候，参加为期一个半月的培训”培训？“我觉得很是奇怪，作志愿者还需要培训吗？

　　在我印象中，当“雷锋”需要的是高风格，不觉得需要啥专业知识和系统训练。但是在几个月之后，果然接到了Collin签名的打印邀请信并一份详细的课程表，课程包括：公共关系入门，消费者须知，新西兰历史大事，见面沟通技巧，以及一些财务知识入门等等。上课地点就设在Petone的CAB二楼。

　　这次加我共有八人参加了今年的义工培训，大约有三分之一是退休老人，其他的则是中青年，以女性为主。第一堂课上，老师便先问了大家一个问题：为啥要出来当“义工”？

　　“我想多和社会接触。”　　“我想学习跟人沟通。”　　“我想帮助别人。”　　“我想多一份工作经历。”

　　这是几个义工给出的答案，出人意料，这些“准雷锋”说的都是平平常常的心里话，其中“和社会接触与学会沟通”是最常见的理由。这和国内宣传的“把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为人民服务中”之“雷锋理想”相比，显得如此平淡。然而曲高和寡，把自己锤炼成一个毫不利己的道德伟人是困难的，但是“接触”和“沟通”的理念却是现代社会必须的生存法则。从这个观念上来说，帮助别人才真正是帮助了你自己。因此，他们的回答是令人信服的，没有虚假的成分。

　　老师接着给我们分了一本“义工手册”，给我们讲了CAB义工的基本原则，最重要的两条是“保护咨询人的隐私”和“决不因种族、宗教、民族、年龄、性别、性倾向或其他方面对任何咨询者有何歧视。”而义工的理念则是“为你的社区服务！”

　　这两条，我觉得相当简单，完全可以做到，但是没想到一会儿老师分出两张练习题来，我在其他人中间就有点“露馅”了。练习题中有一道是“如果警察来问你有关一个在你这里咨询过的罪犯情况，你是否告诉他。”我毫不犹豫写上“告诉”，但是没想到其他“同仁”却齐齐亮出他们的答案是“绝不告诉”。最后，老师仲裁了一下，指出应该先和CAB的负责人商量过，看透露情况是否有利于破案而定。我很不解，难道“罪犯”还需保护“隐私”？——看来，西方人“个人至上”的观念根深蒂固。对我们而言，“个人隐私”可是很多时候必须放在政府部门之下的。这一点小小偏差，可就影响了生活方式中的很多因素。接着，老师又给我们讲起了心理学，讲起了马斯洛的五大需求。老师画了一幅图：一艘小船，海上巨浪滔天，向小船袭来，岸上有人在行走，行人之后是一座高山，山顶上站着几个人，山后几间小屋，屋中另有居民。

　　“来向我们求助的人，就象是这小船中的人，他们面对大浪，处在危难之中，而我们，就象是这岸上的人，或是山上的人，或山后的人。我们不懂得船上人的心情。在我们帮助别人的时候，你必须首先想象你是在船上，这样你才能理解别人的痛苦。”

　　这一番话深入浅出，真情而理性，毫无说教之感，听得我频频点头。原来，学作“义工”不仅仅是“想要帮助别人”，还是一个“如何科学帮助别人”的问题。

　　六周的义工培训很快结束，由于语言的问题，我目前还不能象其他“同仁”一样，每周固定到CAB坐上几小时来当“雷锋”，只能偶然为华人服务。但是这一段时间的学习却使我一直思考着一个问题：象西方这样“职业化”有固定机构依托的“雷锋”群体为什么在中国不能出现或“引进”呢？确实，无论从对大众服务的实际功效还是对社会风气和世道人心的鼓舞来说，“义工”都是值得提倡的，但是目前在中国却是失落了这种“风气”。粗浅地想来，一是因为中国人向来单纯得把“义举”归结于“修身”范畴的个人修养，似乎只有高道德的人才有必须去做它，没有深究过它的社会实际功效，也没有将它从纯精神的领域里拉下神坛，变成一种实实在在的社区服务。第二是“学雷锋”一向作为纯政府的行为在鼓吹提倡，在目前市场经济的浪头里面，民间的力量开始滋生壮大，政府完全控制各种社会细胞变得不可能。因此，我们很需要许多非政府机构来组织“义工”，使之科学起来，细节起来，实际起来。还有一个重要的区别是，西方的“义工”是以他们对“社区”概念的根深蒂固认同作为理念基础的，但是中国传统里面并没有“社区”这号玩意，虽然该词在三十年代由费孝通教授翻译引进我中华古国也已有近七十年，但始终未见有太大的发展趋势，原因无他，乃因为我们的观念始终是“家庭”大于“社会”，“社区”则不知为何物。

　　在传统的“修身”道德律于转型期呈现失落，西方某些重要社会理念又无法见融于我们的传统时，“义工”在中国会不会变成一个长久的空白——连同很多很多其它体现社会内在健康的生活因子——而使表面看来闹猛积极的社会实际上逐渐走向贫血？希望有一天，我心中的问题能够得到解答。(小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