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年前，当我接到挪威皇家科学与工业研究委员会寄来的邀请信时，我明白我向挪威卑尔根大学化学系申请的博士后研究计划得到批准，可以成行了。其实，当时我对挪威可以说是一无所知，仅从国际杂志感兴趣的文章中找到相应作者，怀着惴惴不安的试探之心给挪威卑尔根大学克瓦尔海姆教授写了一封信，表示了到他的研究小组做博士后研究的愿望，没想到竟然成功了。

　　克瓦尔海姆教授是一位很活跃的化学计量学家，我到挪威的时候，他正担任着挪威化学计量学学会的主席和国际刊物《化学计量学与智能实验室系统》副主编。我一直对自己的英语水平没把握，记得那年去挪威时，内心特别紧张，一上飞机就想象着他到机场来接我的情景。所以，刚和他一见面，就主动向他说自己的英语水平不好。可他竟然说我的英语没问题。在以后的日子里，他给了我不少鼓励，有时还有意当着别人的面表扬我的英语文章写得好。经过一两年后，我才在他一次无意的话语中感悟到，他所做的这一切，只是刻意培养我在语言方面的自信心。记得那一天，我把我几个月工作所得结果整理成文交给他，他读过几页后，禁不住表扬我说：梁，你这篇文章写得真不错，文笔进步多了！这时我才醒悟到，我以前英语水平其实并不如我所想象和他先前所表扬的那么好。此事对我的震动很大，到现在我自己带硕士、博士时还时常铭记着：鼓励比批评将使人进步更快！

　　在克瓦尔海姆教授的研究小组中，记得当时有5位博士研究生，4个是挪威人，1个来自斯里兰卡，而博士后就我一个中国人，压力不小。我想，我一个中国人，且是这个研究小组的唯一的博士后研究人员，要是工作做不出来，可真无脸面见江东父老了。生活安顿好后，克瓦尔海姆教授给我开了一大串文章要我读。我得感谢我的博士指导老师俞汝勤院士。在他的指导下，这些文章我全已读过。拿着这一大串文章名，几天来悬着的心一下就落回了原处。经过半年多的努力，尤其是解决了与比利时布鲁塞尔大学和英国布里斯托尔大学两个研究小组送来的合作难点问题后，克瓦尔海姆教授对我这个中国人的欢迎态度开始溢于言表，总说我们中国人工作努力，勤奋刻苦，一个人干了3个挪威人干的活。我1994年又在挪威获得一个哲学博士学位。当时学位论文的十几篇文章也就是在那段时期发表的。多年来，我一直与挪威的学术同行们保持着密切的联系，1997年我们还与卑尔根大学一起，在张家界主办了在我国举行的第一次国际化学计量学会议，来自十几个国家的国外代表有60多人，其中挪威人就占了20来个。

　　在卑尔根大学的化学计量学小组中，我还有一位很好的朋友，就是罗尔福·曼纳教授。我到挪威时，他那时正是化学系的系主任，是一位和蔼可亲的老教授。他本人是一位瑞典人，可他的儿媳妇却是一位香港人。所以，他对我们在卑尔根留学的中国人和中国文化有着一种特殊感情，很喜欢和我们中国人交朋友。挪威的物价出奇得高。这对于我这个已完全适应于当时低收入和低消费生活的中国人来说，真是不太适应。一买东西，就不由自主地想到中国国内的相应价格，难以出手。回想起那时的生活细节，今天仍难以忘怀的是一位素不相识的英国人的帮助。按国际惯例，做博士后研究人员是可以携妻儿同行，并为他们提供相应的生活费用的。可挪威为国外博士后安排的住处每月需要交4000挪威克朗(大约相当于当时的5000元人民币)房租，思来想去，还是决定不去住。经过申请和努力，我在卑尔根大学找到一套两室一厅的便宜房子。这套房子很便宜，可家具全无。为迎接妻子的到来，也同时是为了省钱，我决定自己动手来解决。到附近一家二手店去买家具。记得一天我看中了一个餐桌并决定自己搬回来。我想这对于我这个经过下乡锻炼近5年的知青来说，应该是件很简单的事。可我当时没有想到，在现代社会像这样一个人靠个人劳力扛一个大餐桌在大街上走，恐怕在挪威是难以发生的一件事。我刚出门，就被一个老外喊住，问需不需要帮助，在他的帮助之下，我们把餐桌搬回了家。后来，他告诉我，他是英国人，他可以体会外国人在挪威生活的艰难(当然，他一眼就认出我不是挪威人)。我十分感谢他的帮助，以后也开始注意自己作为一个生活在挪威的中国人的生活细节了。

　　自1992年年底回国后，我每两年或一年还回挪威短期工作几个月，卑尔根的变化不大，可我每次在与挪威人的交谈中，都从他们的言语和情绪中深深地体会到了我们中国在这些年中的巨大变化。我愿我亲爱的祖国在以后的发展中真正展现出一个拥有十几亿人口大国的风姿，也能成为一个吸引欧美知识青年来求知求学的中心国家，为人类的发展作出应有的贡献。(梁逸曾)

　　《人民日报海外版》(2001年06月04日第六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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