秘密原来就在这里

　　何建明

　　从苏州回到北京，听说我姐夫的女儿考上了大学，我们全家忙去祝贺。这是我太太的姐姐的孩子，她叫红红。

　　红红是1999年9月跨进北京电影学院的。她上的中学是西城区的一所普通中学，没有列入区重点，更不是市 重点。问题出在红红在班上的成绩一直是中流水平，为此急坏了我姐夫一家。我姐夫没赶上好年景，像城里多数与他年龄相同 的人一样，在“文革”中上山下乡去了，大学成了他们那一代人的一个未圆的梦，可他不死心，靠自学完成了大专，又续大本 ，读完大本又攻下了硕士，最后成了某大学的系主任。回忆他的“后大学”经历，姐夫用了这样一句话：“那真正是奔命。” 然后又有了家庭，上有老下有小，自己又因单位工作情况需完成6年的高学历课程，姐夫的苦可以从他的“少白头”上窥见一 斑，更可以从他不该先逝的父母身上获得某种解释，当然我还从姐姐的无数埋怨中直接体味到。怎么办？一向神通广大的姐夫 看到自己的女儿在一个本来就高考升学率比较低的学校里混个中等水平———明摆着照此下去上大学没戏的前景，唉声叹气的 情绪几乎都带到了自己的讲台上。

　　不能就这样断送了独苗苗的前程！高中一个学期一个学期过去了，姐夫比自己面临减寿还要着急。怎么办？庞大 的京城，该想的辙都想到了，没有的辙也想到了，但最后还是没辙。高二了，红红的学校和红红的成绩还是老样子。我姐夫的 本事就是在别人没招的情况下想出招来———他听说河北燕郊中学能把“死马治成活马”，因为那是个农村中学，那是个专门 训练出大学生的“工厂”，专门培养高分的“集中营”。

　　于是姐夫决定：把在北京城里上高二的女儿送到离北京城几十里之外的河北燕郊中学。

　　“第一次送她到那个学校时我的心悬了一路，送走红红回来时我哭了一路。那学校哪是我们城里孩子上的学校啊 ！说太惨了好像我有意给人家抹黑，可对我们这些城里生活惯了的孩子来说，真是要什么没什么呀！”姐姐曾亲口告诉我。

　　“那天爸爸妈妈帮我向学校交完好多学费，在没法说不脏的学生宿舍里铺好床，向我挥手告别时，我的眼泪哗地 涌了出来，我心里向他们喊着我要跟你们一起回北京，可我喊不出来。我知道为了能考上大学，我是回不去了……”红红想起 当年的情景依然一脸悲伤。

　　“先不说钱———那肯定少不了。红红她妈放心不下，恨不得天天下班后去看孩子，无奈，为了方便就借钱买了 一辆小车。开始我们真的是一天去一次，而且每次去时火急火燎，可一到那儿就像偷东西似地不敢露面，怕学校和老师见了不 高兴，还怕孩子看到了心更不踏实。头几个月，弄得我们夫妻俩整天心神不定，什么都干不成。想想看，一个在城里娇生惯养 的女孩子，突然一下子到了陌生的、条件又十分艰苦的农村，怎么习惯啊？十七八岁的女孩子家，你是放手还是放心？手也放 不下，心就更放不下了？总之，比当年自己上山下乡那份难熬劲还难上几倍几十倍……”姐夫说。

　　红红就是在如此的煎熬中度过了360天，我姐夫和姐姐也在煎熬中度过了360天。

　　1999年7月初，红红回到北京原来的学校，与同学们一起参加了高考。8月，成绩下来，484分，被电影 学院录取。而这个分数在燕郊中学，许多同学根本进不了重点名牌大学，最多进个大专，或者就只有名落孙山。

　　姐夫后来笑着告诉我：就是因为这个原因才让红红离开北京到乡下去受了一年苦，他说河北的录取分数线要高出 北京近一百分，也就是说，在河北那儿上学，最差的考分学生，在北京反倒可能上重点大学。红红通过一年的熏陶和努力，赶 上了那里学校的中等水平，自然回到北京就考上了电影学院。

　　秘密原来就在这里。我看到姐夫说这话时的那张笑脸上流淌的是苦涩的泪……（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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