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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自1984年实行保送生制度以来，已走过了17个春秋。去年发生的湖南隆回一中事件，引发了今年保送生制度的重大调整。
一石激起千层浪。社会反响强烈，赞成者有之，反对者有之。
保送生制度究竟为何要改革？
隆回一中事件并非个别现象
反对者的一个重要理由是，隆回一中事件只是个别现象，而批评保送生制度有扩大化之嫌。但事实上并非如此。
去年《中国青年报》相继曝光了山东泰安一中、湖南隆回一中保送生舞弊事件。泰安一中保送生事件同样触目惊心：在班里成绩属下游的A，其父是市级领导，被保送到北京一所非常著名的大学；会考都未过关的B，也因其父是大官而被保送；甚至连考试成绩居全班倒数第一的C，也被保送到北京一所名牌大学。报纸随后还发表了一位保送生的见闻：5月9日综合能力测试报到的时候，考场所在大学里交通发生堵塞，豪华小汽车有上百辆之多，连奥迪都算档次低的。考试那天，他目睹了一些保送生当场作弊。
《隆回一中：黑》发表后，湖南省长沙市、郴州市、涟源市、株洲市，黑龙江省大庆市……甚至连上海市也有师生和家长来电来信反映当地保送生舞弊问题，他们气愤地说：“所谓的保送生实际上就是‘关系生’、‘权钱交易生’”。湖南省教育厅纪检监察部门还就该省洞口县一中保送生舞弊事件进行了查处，取消了4名保送生的入学资格。
记者曾到一所面向全国招生的高校就保送生质量作过跟踪调查。同学们虽然承认有的保送生确实优秀，但对多数保送生的在校表现“摇头”。有一名体育特长生，经常不上课，一些功课成绩按有关规定乘以150%，还是不及格，而且体质很差，经常生病，大学三年多，同学们也没见过他有什么体育特长，连校运会也没参加过。据他自己讲，高中阶段进定向越野队是花了数千元的。广西一位地级市领导的女儿也是一名保送生，大学生活快结束了，同学们都不知道她有什么特长，英语成绩差，过四级还是请一名男生代考的。该校一位领导坦言：“据调查，30%左右的保送生不理想。”
保送生制度的初衷是好的，在于弥补高考选才机制的不足。但在现实生活中，保送生制度已经逐渐演化为滋生腐败的温床。“保送保送，多少权钱为你而动”。
有的反对者说，保送生制度本身没有错，不该取消。但我们认为，如果其实施的环境不好，再好的政策也会被严重扭曲，有悖初衷。不说取消，也是该改革的。
再说，保送生制度已日渐失去其优秀生源基础。一方面，中学为了提高升学率，一般都不愿把“尖子生”保送出去，更愿意保送所谓的“特长生”或成绩一般的学生；另一方面，由于受保送学校和专业所限，优秀学生为了能上理想的名牌大学和专业，宁愿参加高考而不想被保送。各省保送生综合能力测试最低控制分数线之低就是明证(去年湖南为50分，山东为45分)。
江西省政协常委王钟友据此曾建议取消保送生制度，江西省副省长胡振鹏在该建议上批示，认为我国现在的免试推荐制度利少弊多。
保送生的尺子弹性大
一些省份向社会公布的招收保送生标准看起来很硬，实际上操作中用的却是另一把尺子。
去年8月和9月，湖南师大附中应届毕业生刘斯辰和雅礼中学毕业生黎分别向长沙市芙蓉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请求法院判令湖南省教育厅确认其保送生资格，恢复其作为文艺特长生被保送入大学的受教育权。
刘斯辰是湖南师大附中一名品学兼优的学生，有多方面特长，1999年12月参加湖南大学举办的高中特长生面试，其声乐项目被评为优秀；她是师大附中合唱团队员，该合唱团在全省重点中学文艺调演中两次获一等奖；钢琴考级获十级合格证书。她的综合能力测试成绩为87分，名列全省第一名。就是这样一名文艺特长生，最终没有通过保送生资格审查，因为她没有合唱团的主力队员证，尽管学校按前几年的惯例申请补报，但省教育厅去年为严格管理，不再补批。
刘父在上访过程中调查发现，湖南省教育厅几年来向社会公布的文艺特长生的保送条件是“参加省教委举办的省级以上文艺、美术比赛个人项目获一等奖以上”，但省教委从没举办过文艺、美术个人项目比赛，而实际上是按“省教委举办的省级以上文艺比赛集体项目获一等奖以上的骨干队员”这一不成文的规定操作的。刘父认为这是“政策作弊”、“暗箱操作”，前者的认定较易客观公正，而后者极易被人钻空子。但省教育厅有关人士却认为，教育部门有权对自己制订的政策作出解释。
关键是骨干队员更难以明确认定。黎一直担任雅礼中学管弦乐队的黑管首席，指导老师证明他是骨干队员。1999年5月指导老师通知他交骨干队员照片。同年7月，湖南省第三届重点中学文艺调演在株洲举行。演出前为防止舞弊行为，省教委将骨干队员照相备案。雅礼中学当时参与照相的为4女1男，惟一的男生即黎。当晚他们演出的节目“红旗颂”获一等奖。但是经省教委审批的“红旗颂”5名骨干队员全是女生，替换黎的是某某。校方对此的解释是，当时由乐队、合唱队指导老师和辅助老师根据学生的综合素质，分别推选了在乐队和合唱队表现优异、得到全体队员拥戴的5位同学，经学校艺术教育领导小组研究同意上报省市教委作为骨干演员。但考虑到该校乐队有近80人，骨干队员较多，所以在研究时又确定了几位同学作为候补，希望省教委能多给几个指标，其中黎是作为乐队第二候补(排第七位)随同上报省市教委。在株洲演出时考虑到黎个性较强，不让他参与照相怕他闹情绪，从而影响比赛名次。于是把原第五名拿下，黎补上。后来学校考虑到当时的实际情况，希望对该校骨干演员名单进行调整，将黎作为正式骨干队员，但省教委普教处来函告知骨干队员不得更改。
湖南师大附中确定骨干演员的标准却与雅礼中学的不尽相同。一是艺术素养，二是在节目中的作用，三是在排练中的表现。
有意思的是，1999年12月，雅礼中学推荐6名乐队队员参加湖南大学的文艺特长生面试，该校只有黎1人获得“优秀”。上面提到的某某，连“良好”证书也没有得到。黎与保送无缘，多次负气出走。
几经周折，刘、黎的问题引起湖南省政府有关领导的重视，补办了保送手续，直到去年11月才到湖南大学报到上学。
记者采访到的这个例子，只是说明文艺特长生的标准操作起来随意性大。
前几年特长生保送很滥：体育特长生、文学特长生、书法特长生、发明特长生、外语特长生，甚至还有什么武打特长生。标准弹性更大。有老师反映，有的家长为了孩子日后能保送，竟花高价从社会上请人打比赛，有的请工程师搞发明……
再说文化保送生标准。湖南前几年的标准是“平时成绩名次位于年级前8%以内，且无不及格的科目，同时高中毕业会考9科总成绩位于年级前4%”。山东去年标准是“学习成绩按3年分文、理两科总排名名次，省属重点中学年级前30名以内”。表面上看起来这些是硬指标，实际上缺乏刚性，平时成绩怎么算？众所周知，会考考风不严肃，舞弊风盛行，又不是选拔考试。
正因为文化保送生、文艺及体育特长生很难有一个刚性的标准，今年都被取消了保送资格。
保送生招生工作难监控
按有关文件规定，保送工作坚持“四权分离”原则，正确行使考生的报名权、中学的推荐权、高校的录取权和教委的审批权。四者既要互相信任、支持，又要互相监督、制约。
但在现实生活中，“保送生的事，中学的权力越来越小，逐年转向各大学招生办说了算”。高校的录取权是中心环节，缺乏制约。据一些老师反映，各高校都有内定的保送名单。山东泰安一中去年共保送了23名学生，其中只有两名同学是经学校正式审查推荐的，其余都是高校来招生的人说了算。其中有两三个保送指标，根本没有通过学校，而是直接和学生本人或是家长接洽的。
中学不想也无法制约高校。由于保送指标由大学掌握，中学有求于大学，为弄到指标，有的中学直接出马，有的中学授意家长去活动，找关系弄指标。
招生办行使审批、监督权。但中央部委所属本科院校的招收保送生计划是单列的，不挤占部委分给该省的招生生源计划。为了得到更多的招生计划，省教委一般不敢得罪高校。举一个例子，某省高校招生委员会为了得到更多的高校机动计划招生指标，竟制订了这样一条政策：机动计划指标，可降低一个批次的最低分数控制线。高校点名录取交了赞助费但分数又没达到最低分数控制线的考生，招生办也是默许的。招生办的监督多么苍白！
按去年的有关规定，保送生的招生计划、政策、程序、要求，以及推荐名单、送审名单和录取名单，都必须及时向师生员工公开，向社会公布，增加透明度。但规定归规定，许多来信说本校从没有公开过。今年保送生实行公示制，保送名单要在省级媒体上公布。这一条能否真正贯彻执行，还是得打个问号。
没有公开，群众就无法监督。即使一些师生知情，但还在学校的管理之下，学生的前途、老师的饭碗掌握在某些人手中。举报出去，风险很大。就算大胆举报了，又怎么样？违纪违法的人照样逍遥，一个地方就那么大，有特权的人总能一手遮天。隆回一中事件，在媒体曝光前，就有人举报到了县、市、省，盖子依然被捂住，举报人反而遭到威胁。
群众监督是舆论监督的基础，没有群众给媒体提供线索，舆论监督就无法开展。何况舆论监督不可能事事去监督，事件要有新闻价值、具有典型性才报道。《隆回一中：黑》发表后，记者接到许多保送生舞弊的投诉，但爱莫能助。
再说舆论监督的效果，大都是通过领导的重视才得以实现的。有的地方领导公然对抗舆论监督，随你怎么曝光，《焦点访谈》曝光了也不怕，一副“死猪不怕开水烫”的架势，奈何？
法律监督是社会公正的底线。上面提到两起案子，法院一纸裁定：“不属于人民法院行政案件的受案范围。”到法院告，没门！
今年的保送生制度改革肯定触动了不少人的利益，在实施过程中肯定会遇到重重阻力，愿改革进行到底。(吴湘韩 罗达雄 叶铁桥)
特别说明：由于高考各方面情况的不断调整与变化，新浪网所提供的所有高考消息可能与实际情况有所出入，仅供参考。敬请考生以权威部门公布的正式信息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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