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新浪网友 sharis

　　前一阵子两个写东西的小女人――卫慧和棉棉(我还不能把她们称之为“文坛上的作家”，她们比起那些称之为“家 ”的人真是太远了)撕掉了最后一层“温尔文雅”，纷纷跳将出来口诛笔伐，双方的拥趸也彼此在火爆的网站上唇枪舌战，大 有江湖两帮恶斗前山雨欲来之势，而这似乎正是应了那名老话：“唱戏的疯子、看戏的傻子、编戏的骗子”。从一开始起，出 版商就导演了这场戏，包装了“美女+作家”的组合，并且非常阴暗地强调这是“半自传体”小说，结果当然是他们预想地好 ，这会儿也许正躲在某个角落偷着乐呢。

　　或许人们中了这其中的奸计，因为媒介的炒作，甚至包括我此刻的这篇文章都可能无形中提高了卫慧《上海宝贝》和 棉棉《糖》的发行量。深圳书城连续两周的畅销书排行榜都有这本《宝贝》，并且还有大量的读者求购和预订《糖》。无法解 释这种令人异常“兴奋”的现象，只能说明是一种从众、猎奇和偷窥的天性使然。

　　上海似乎一直都是浸染着畸形的殖民地情调的地方。这个城市的小女人情结比中国其他任何一个地方任何一个角落都 要来得浓郁。但是也不能一概而论，因为这个地方还是出了象张爱玲、张洁、王安忆、陈丹燕这样的优秀女人，她们大气、自 尊、典雅并且深邃，所以她们的作品无论在哪一个年代看都有一番深意和新意。但是偏偏有一些自恋者以张爱玲甚至马格丽特? 杜拉斯自居，前者确实写了一些旧时代的灰色和悲哀，也与胡兰成有过一段不被看好的真情，后者更是写出了法国少女与中国 情人缠绵而无望的爱，但她们二者的主流并不在此，读张爱玲的作品就象流连于旧时不曾被污染的苏杭水乡，氤氲着清新的晨 雾，并有飘缈的长笛声掠过；而杜拉斯的小说则象湄公河的波涛，有一种野性但非常纯真美好的震撼力。而我们目前所谓的以 卫慧和棉棉为代表的“七O年代文学新人类”在做些什么呢，在咖啡馆、酒吧里厮混、自诩会用英语、听一点谁都有权听的肖 邦或莫扎特、看几部西片、读一些前卫小说、吸烟、吸毒、穿棉衫、喝洋酒、与鬼佬性交却美其名曰是“爱”，然后“用身体 写作，用器官呼吸”，大有“另类”女人对传统男权的反叛势头。但如果说能以这样的生活方式去颠覆男性社会的话，我以为 是走上了歧途。她们拾了张爱玲和杜拉斯的“牙慧”，标榜自己是另类的中产阶级女人，实际上骨子里仍摆脱不了一心想爬上 上流社会的梦想，她们天真地以为着上洋化痕迹的生活就可以高高在上，不耻与“农民”为伍，那是因为她们竭力想摆脱与生 俱来的“小市民”血统，但最终却采用了小女人的梦呓去贩卖私人生活，尤其是自慰宣泄式的性生活，这方面的描写让人想到 街头的黄色书刊或VCD，不同的是，她们却堂而皇之登上了大雅之堂，并且盗用了作家亦或是小说家的美名。

　　这种向上的欲望在潜意识中仍然是依附于男人。卫慧自己找来摄影师、自己设计书的封面，低眉顺眼、长发披垂，一 副小巧乖顺、清纯可人的模样，并且她自己还一再强调，是在自己“裸露的皮肤”上写字，谄媚之情溢于言表。这一包装定位 ，无论有意或无意，都迎合了传统男权文化对女性美的要求。为什么要叫“宝贝”？因为男人总是要喜欢、呵斥和玩赏“宝贝 ”的。也许象有的支持者所言：她们写作的初衷只是想突破一点男权的框框。但结果是因为自身的资质、素质和定力，她们从 一个框框又走入另一个怪圈。作家李方一语破的：“满足了人们的窥视癖，光看美女画片和绯闻不过瘾，还想探究美女的内心 世界，如果我们认定美女生活得比大多数人都精彩的话。就直说了吧，是一种集体意淫，刺激了美女作家的市场需求。”

　　棉棉的那名暧昧的广告词：“用身体检阅男人，用皮肤思考。”正中了读者的某种心态，它像一只娇艳欲滴的苹果， 你不由得对它想像无边，仔细一咬却发现烂透心了，恶心得直想吐出来。我想起九十年代文坛上兴起的小女人文学曾遭到一些 人的狂轰烂炸，现在回过头来看看，当年的陈染、林白、海男这一批“六O年代女作家群”与卫慧、棉棉这样的“七O年代新 人类”相比只不过是“小巫见大巫”。前者虽然有“自恋”情结，但依然还保持着文人的责任感和同情心，还有唯美和向上的 精神状态，并且在当时的男性作家群中拂过一阵清新之风，开启了女性文学创作的觉醒意识，而七O年代出生的“文学新人类 ”却使上了酒吧、毒品、性交、死亡……等等“另类”法宝来为招揽读者，“自虐”、“疯狂”、“扮酷”，用卫慧的话来说 就是“对即兴的疯狂不作抵抗，对各种欲望顶礼膜拜”。每一篇都充斥着这些出卖和渲染隐私的东西。这就是所谓美女文学的 魅力所在？我认为，这不是在写作，只是就着世纪之交汇粹的时尚(亦可称之为糟粕)，扯上外来文化的一些皮毛，作“东施 效颦”状，涂抹着作者个人的矫情的姿态和迷失的心态罢了。

　　如果单从媒体的兴趣和读者的热情来评价小说好坏的话，中国当代的真正写小说的女作家，如刘索拉、王安忆、铁凝 ，是池莉、方方、赵玫、陈染，还有迟子健、徐坤，甚至林白和海男统统都不是这些如今被称为“新人类”的对手的。但你能 就此判定这批“惊世骇俗”的小女子比她们的前辈写得好吗？假如王安忆读到《上海宝贝》和《糖》，会对卫慧和棉棉这两位 同样后起于上海的“才女”如何看待呢？如果王安忆承认这也可以叫做小说，不知道她自己的那些作品又该换个什么代号来称 呼。但是有一点让人感到疑惑，那就是卫慧和棉棉吸引读者的卖点一旦被用滥，下一部小说她们又会写出什么样的“另类”来 呢？黔驴技穷之后是什么？单看《上海宝贝》的语言，就深刻感受到其描写上的苍白、重复、单调、语无伦次，卫慧连外黄内 白的“香蕉人”都算不上，却时时带上中英夹白的词语，并且选用了最粗俗的骂人英语以示自己的另类，却落下弄巧成拙的错 。而卫慧和棉棉关于谁抄袭谁的对骂，更有五十步笑百步之嫌，使人不得不能对她们的文学基本功表示怀疑。

　　正如崔健所唱，“这世界变化太快”，在经济建设和物质欲望同步起飞的中国，几乎每一个城市都有象卫慧、棉棉这 样的“边缘人”：她们有较高的学历，不喜欢朝九晚五的工作制，注重自我价值和个体表现，喜欢用出位的疯狂来宣泄情绪， 刺激感官；她们离不开金钱的游戏，但也不完全受其奴役；喜欢泡在西洋文化的泡沫里满足自己，不屑于与中国传统为伍。其 实这正是其浅薄之处，如果真正沉淀下来，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化、中国文学、中国人的民俗生活方式以及中国人的思维智商一 点也不比莎士比亚、海明威的差。平等、博爱、上进、和平、敬业是超越国界和民族的共同信念，是世界上所有文学巨著的主 流，也是其不朽生命力之所在。以美国文化为例，六十年代“垮掉的一代”滋生了嬉皮士、朋克，给本国社会带来无穷后患， 性解放给人们带来触目惊心的艾滋病灾难，人们开始重新找回积极向上的、纯净本色的东西，即使风起云涌的妇女运动也开始 矫正自己过激过偏的位置，重回平等互助的轨道。而卫慧、棉棉的书中却弥漫了一如当年美国的腐朽、没落、衰败的气息，象 一棵老气横秋、枯枝败叶、扭曲变形的河柳，却又不甘寂寞，妄图摇曳自己脆弱易折的身姿引起国人的注意，这又是腐败基础 上的另一番深意――彻头彻尾的虚荣和媚洋。

　　其实我们这个社会中还有更重要的精神层面上的东西，诸如对社会的责任感、对弱小的同情心、对邪恶不公的正义感 ，对贫穷的紧迫感。人不是孤立的个体，如果离了别人创造的科技、交通、通讯以及其他物质、精神文明，棉棉、卫慧们还有 力气在那里对中国文化评头论足、对西洋文化使尽浑身解数地讨好吗？她们不也是一样吃着“小四川”送来的快餐过日子吗？ 鲁迅那一代人早已讨论过文学的责任问题，我们不能走回需要后来者来拯救的老路，文学的热枕来自于对生命质量的完善，而 不是躲在一旁浅吟低唱，也不是无聊评论家们偷窥心理的聚众。至于卫慧、棉棉们，到一边去吧，我们拒绝这样金玉其外、败 絮其中、干枯变态的“另类宝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