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浪网友：papa7263

　　粗略地回顾二十馀年来中国大陆小说写作的历程，有些标志性的事件或人物值得加以专门著墨：伤痕小说及知青小说，寻根文学；先锋(新潮)小说；王朔作品的走红；新写实主义，陕军东征与《废都》现象；女性主义的写作；新生代作家及“断裂”行动。现在，我们似乎可以为这段大事记续写下去——新新人类美女作家的成名及内战。这样说的理由是，卫慧和棉棉的作品引起的争论，以及她们之间莫名奇妙的“打斗”成为舆论关注的热点，作为1999—2000年最具新闻炒作价值的文化事件，她们的风头已盖住了著名文化明星余秋雨老师和“少年黑马”余杰的隔空大战。

　　为此，我借用黄金周的闲散时间，阅读了两大美女作家的代表作，卫慧的《像卫慧一样疯狂》，已被北京查禁的《上海宝贝》；棉棉的长篇《糖》。对于后者，我缺少更多的了解，但在文字能力和思考深度上，这位据说曾作过老鸠的女子要胜过以道出名门自况的卫慧。而关于卫慧，我在多年前就已读过她的文章，瞻仰过芳容，所以好像有资格乱讲几句。她于1991—1995年期间就读复旦，我也是同届不同校的一代人。但遗憾的是，人家已走向新新人类了。

　　卫慧在多年前的一篇谈及电影的散文中，显得颇温文典雅，故此，她现在以动辄称道性高潮，奉亨利.米勒为精神之父的形象出现，确实有相当的冲击力。在《上海宝贝》这部备遭评议的小说中，她的性描写堪称当代女作家大胆之最，但更重要的是，她对当下都市生活，中国文化语境的态度和切身感受。从这个角度上讲，卫慧是具有一定意义的，除此之外，卫慧只是一个徒有其表的姿势，是我们的文化商品气息愈浓的必然结果。

　　卫慧在《上海宝贝》中的精神恋人是位有恋母情结而且阳萎的同胞，而她的肉体满足来自一位性功能强大的德国情人。这是激起争议的焦点，有人指出这是后殖民时代的象徵，有的强调灵与肉的分裂，有的则对贬低凡我族类的生理健康，崇洋媚外表示义愤，但这都是多事者的冗辞，人家已声明了小说的自传体性质，那些可能都为卫慧亲身经历，没必要为之上纲上线，非要找出卫慧的微言大义不可。卫慧是个有点文字才气，但技艺平庸的女作者，她的写作，更多是一种出于好玩或表演的姿态，外表眩人眼目而内涵空洞。卫慧在照片上常面目优雅，年龄该接近沉稳阶段，但在文字上，卫慧更像一个毫无城府的大大咧咧的女孩，“天真”得有了性高潮就高兴得不得了，非要向全世界高声宣告。如果我的心胸足够宽广，应该祝福她甚至羡慕她，这也是她所盼望的。她只在乎她的姿态是否好看，惹眼，耸人听闻。

　　最荒唐的解释莫过于认为卫慧的写作是女性主义的张扬，是什么身体意识的觉醒，就差没明说是妇女反抗男权压迫的号角了。其实，恰恰相反，卫慧，还有棉棉，差不多所有的美女作家，她们的前辈陈染、林白等等，都把女性的地位降低到新的水平，突显了女性被男性书写、控制的悲哀现实，她们对被强暴的渴望，对性高潮的迷恋和依赖很能说明问题。她们卖力地堆积砖瓦，看上去是要盖起一座和男权并立的大厦，实则在为那座有生殖器崇拜意味的大厦修起了院墙，把自己严密的关在里面。这是某些中国女性的悲哀的误区。

　　卫慧应该是体会不到此节的，因为她关注的只是姿态。姿不惊人死不休，对她来说，以什么架式亮相要胜于事物的本质，她思考能力有限也拒绝或懒得思考。这才是卫慧和美女作家们真正值得批判的所在。卫慧提到她因焦虑而不停地写作，焦虑何来又为何呢？她自己也不清楚。这就涉及到当代中国文学的一个致命伤处——缺乏宗教或哲学的心灵底蕴，从而影响了整个文艺创作水准的提升。卫慧顶礼膜拜的亨利.米勒在文学史上只是位二三流作家，他的淫秽远不能和詹姆斯.乔伊斯与纳博科夫相比，而卫慧甚至也不能和麦当娜相比，因为麦当娜有深刻的天主教家庭背景。几年前，另一位作家邱华栋也曾红火过，他的小说就围绕著北京“友谊饭店那一圈”，题材多是在金钱圈子内，爱情、友谊乃至人生的幻灭，不过，他若和美国正宗的菲茨杰拉德比较起来，就会被明显地看穿，他的幻灭感是徒具形式的感性的姿态，可能是真诚的，但永远是十四、五岁的冲动。

　　我们也许不该苛求卫慧，她不过是把美女性高潮作为姿态。事实上，我们正身处一个姿态的博览会中，梁晓声的道德义愤姿态，余秋雨的文化哲人姿态，王朔的流氓姿态，张承志和北村的宗教卫士姿态，新生代作家群落的韩东等人的“断裂”也彷佛越来越像个姿态……写作就是写作，只有当姿态消失，写作恢复本来意义，中国文学才能提高质量，告别假冒伪劣时代。

　　前面提到美女作家现象是当代文学史的延续，这实在是一只狗尾，不过，假如我们接下来拿出来的还都是同样货色，就难免令貂也变成了狗。我们还是期待呼唤著真正的好作家、好作品，不希望高锺勋在球场上痛叹“中国足球没戏了”的场景又在文坛上重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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