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浪网友：aichuanbao

　　冯骥才在《鲁迅的功与“过”》一文中说：“鲁迅的国民性批判源自1840年以来西方传教士那里”，“鲁迅的国民性批判来源于西方人的东方观”，“没有对西方人的东方观做立体的思辨”。而且，“鲁迅在那个年代，并没有看到西方人的国民性分析里埋伏着的西方霸权的话语。”王朔在《我看鲁迅》一文中说：“我认为鲁迅光靠一堆杂文、几个短篇是立不住的，没听说有世界文豪只写过这些东西的。”林语堂的《悼鲁迅》一文则是给鲁迅“画像”，似乎鲁迅是无事生非，寻衅耍赖之徒。

　　冯骥才的谬论实在不值一驳。五四以来的主要任务是对五千年封建遗毒，宗法人伦的反省与革除，认清自身的恶疾本身就是很困难的，不同文化的冲撞是使省见自身缺陷成为可能的唯一必要条件。考察周遭，以西方的分析观点分析我们自身仍是唯一可行的方法。西方观点中的荒谬之处我们自知便是，但非此法不能克膏肓之疾。在封建思想仍深入社会肌体之今日，在封建变体仍为众多寄生者所寄附之今日，在封建势力仍为我社会进步之大敌的今日，冯骥才的话没有积极意义。地方保护，官本位，裙带关系，血缘权力代民主法制，封建遗毒想尽办法改头换面，藏匿自身以求存。封建如今找到的掩体就是----民族文化。但毒害民族文化，有利自己的糟粕收罗保留，不利于自己的抹杀污蔑，使劲歪曲改造民族文化的，就是这帮人。明眼人一看便知。我不知冯骥才是对社会真不认识，还是就是对民族的进步不负责任。

　　关于王朔的话。鲁迅自述从文的目的，是为了救治国人的精神神。在民族危亡的当时，同他抱同样目的作家还有许多，对他们来说拿枪同提笔只是救国的方法而已，革命与启蒙都是民族自救的必需。因目的的不同，他们和以文学创作本身为目的的作者自然有很大的不同。如何能最迅速有效的启发国人，剖开几千年封建的面目，是他们选择文学形式的主要考虑。鲁迅对自己不做长篇的原委表达的很清楚。后来学者的研究文章对鲁迅少长篇的理解也是很自然的的。如果仅从文学创作全面的角度来评价，鲁迅在长篇上是有些缺憾。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不愿拿他和外国作家作比较的原因，他对中国的价值是只有中国人才能理解的，在用文学影响一个民族上，他是任何外国作家所难以比拟的。不知王朔是恶意的，还是因他的根底实在太浅。

　　《收获》刊登这三篇文章，给我们这样一个信息：大凡“盛世”来临的时候，我们就更需要能给我们娱乐的从小处着手的文人，一能显的太平，二可混淆视听，死了的林语堂都重受欢迎，阳世需要他再来帮闲。太明的眼和正直的分辨，这里不喜欢，他使那些既得利益者觉得不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