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先生对我国的国民性有深刻洞察，同时也对旧知识分子各类毛病的深刻体会。用他自己的话说是“从旧营垒中杀出来的，所以看得特别清楚。”鲁迅先生把改造国民性当做自己的天职，对国人有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痛感，因而每每显得特别激进和冲动，对一切虚伪和诡诈的小人行径尤其不留情，在文章中给人的印象似乎特别不能宽容。

　　其实人非圣贤，谁能无过。对鲁迅先生的研究是完全可以进行的，但更多的不应涉及先生的人格问题，而主要是对先生某些文字措辞和事实方面不恰当之处进行指正。实际上真正和鲁迅先生过不去的不是与鲁迅先生讨论问题的文学界和思想界的专家学者，而是那些打着批评或研究问题幌子达到压制思想进步人士的目的，如狄克(张春桥)之流；还有如在30年代奉行极左路线，排斥不同意见的"左联"领导人如周扬等。

　　历史证明当初攻击鲁迅先生的狄克之流只不过是国民党的文化特务，而周扬等执行的王明路线也早已被第二次国共合作证明是错误的。虽然鲁迅与一些文坛中的名人也发生过文字冲突，但多是正常的批评与讨论，只不过先生的话讲得太直了和不留情面了，有点使人下不来台。就好象先生把一只青蛙或兔子剥光了皮展示在众人面前，虽然真实但血淋淋的，缺乏美感。

　　须知吾国的国民性，如得过且过，不思进取，怕出风头，对比自己强的人持极端的妒忌心，以雕虫小计整人为乐，见不得人家日子过得比自家好，事不关己高高挂起，一盘散沙，长于内斗，疏于外争等，都是数千年封建社会压制的结果，并已经固化在人们的行为模式中，岂是你我能在短期之间改变的。先生急于改变这种情形，有点不识时务，有时未免说的重了一些，得罪了一些人业内同行，其情可谅，方法还可以再斟酌。

　　但王朔们似乎不是采用一种研究和切磋的方式进行探讨，而是一种不负责任，意气用事，任意贬低，肆意攻击的方式进行指责。我怀疑《收获》杂志收罗此类文章的目的还是在目前该杂志行情低弥的状态下想出的吸引读者的歪点子，否则至少应该正反两方面文章都登，以形成讨论。

　　从历史的角度看，任何公众人物都是可以评价的。但对他们最有评价资格的不是所谓的作家或评论家们，而是由于受到这些历史人物或公众人物的行为、思想、作品、风格的影响而改变了生存方式与生存状态的千万大众。正如人民对邓小平的评价不是哪个"评论家"能左右的一样。历史上的哲人或先贤们也未必是十全十美的，他们也会有自己的历史局限性、环境局限性和认识局限性，但只要他们能在探索人生的真谛中偶有所得，并成为人类社会认识整个世界和改造世界的连绵不断的认识链条中的一环，人们就会给予他们应有的历史地位评价。

　　而那些所谓的批评家们或评论家们其实往往最没有资格进行的评价，因为他们永远也不知道当时事情发生的全部背景与当事人的心理活动情况，正如物理学的测不准原理一样。他们唯一可能的评价是对当时发生的事情的影响作出基于他们个人利害价值基础上的事后评价，而这种评价，也即是社会影响度的判断从本质上讲最终要服从多数人的价值判断，不是一两个专家能说了算数的。

　　人们很少能够脱离时代的局限性，从这个角度看，对历史人物的评价，最好留待几个世纪后的人们去作这件事。许多急匆匆想进行历史人物评价的尝试都被证明是不成功，更不用说像王朔这样自身局限性极大，甚至可能根本就是鲁迅先生笔下的某类人物来进行对鲁迅先生的评论。

　　出现王朔歪评权威，并且闹得昏天黑地的现象，在我们国家体制转型中似乎成为了一个新闻，但从成熟的市场经济或法制国家的现状看，除了给业内行家留下一个笑柄外，几乎不会有真正关心自己生计的人们会操这份心。谁管你王朔的酒后胡言。俗话说，酒壮忪人胆。我估摸着王朔不定从哪个小贩处买了假酒，喝多了，否则不会这么疯颠颠的，乱抽自己嘴巴子，满世界充楞装傻玩儿，一博大伙儿一笑。

　　还是那句老话，王朔你还是哪凉快哪歇着去吧，快闭上你的大嘴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