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余杰

　　我的文章《余秋雨：你为何不忏悔》发表后，引来沸沸扬扬的争论。褒贬不一中，还出现了“抄袭”之说。本来，我不想过多辩解。我一向认为，“清者自清，浊者自浊”，公正的读者把两篇文字放在一起阅读，自然会得出我的文章是否属于“抄袭”的结论。如果一个无辜者喋喋不休地声明自己的无辜，反倒正中了造谣者的下怀。但是，当我颇为敬重的青年评论家谢有顺也在《盗亦有道：看文坛“剽客”现象》一文中，斩钉截铁地认定我有“剽窃”行为的时候，我觉得有必要站出来戳破这个“真实”的谎言了。

　　重庆师范大学的张育仁声称我的文字抄袭了他的《灵魂拷问链条上一个重要缺环》一文，连文章的“骨架”都是他的。然而，仔细对照两篇文章，除了我文章的第一和第二部分中明确标明出处地引用他的某些论述之外，第三部分《〈胡适传〉：个案分析》通过细读余秋雨的《胡适传》透视其文风渊源，第四部分《上海文人与“才子加流氓”》引用鲁迅先生对海派文人“才子加流氓”的概括剖析余秋雨的人格构成，第五部分《忏悔：一个缺失的人文传统》明确提出“忏悔”作为一种精神资源对当代中国文化的重要性，这些内容全是原创性的，与张文风马牛不相及。我的文章的核心是对“忏悔”精神的凸现，我关注的是“忏悔”背后的宗教和信仰的资源，而在张文中甚至连“忏悔”这个概念都没有展开。我的整个思路早在张文发表前一年就形成，当时我在北京和外地十多所大学的演讲中已经比较详尽地谈及，有数千名听众可以作证。在正式行文的时候，我参考了包括张文在内的三十余篇论文和原始文献，如海外的王友琴、郑义等学者和国内的徐友渔、王毅、钱理群、任不寐等学者的研究成果。可以说，从文章的整体构思到材料征引，都与张文迥然不同。张育仁的“抄袭”说，从根本上是站不住脚的。这一点，首发张文的《四川文学》的编辑冉云飞，已经对媒体发表了自己的看法。冉云飞认为，两篇文章各有侧重点，根本不存在抄袭问题，并对张育仁为何作此言论以及言论背后的心态表示迷惑不解。之后，张育仁偃旗息鼓，而一个余秋雨的狂热支持者、名叫徐林正的记者，为了“捍卫”偶像余秋雨，并扰乱这场严肃的讨论，也口口声声地在多篇文字中痛斥我的“抄袭”。在他编写的、肉麻地吹捧余秋雨的《文化突围》一书中，更是将我对余秋雨的批评定格为“剽窃”和“闹剧”，并设专节论述。余秋雨赏赐徐林正“青年学友”四个字，他立刻如获至宝地镶嵌入自己的简历之中。我们究竟是应当全盘相信莫须有先生们的谣言，还是认真地阅读阅读两篇文章，通过对比和观照得出自己的结论呢？

　　参与“忏悔”问题讨论的孙光萱教授，在文章中同时引用我的文章与张文，并分别有所批评。他所批评的我的某些观点，在张文中找不到蛛丝马迹；而他批评的张文的论断，跟我的观点也有巨大的不同。假如两篇文字完全雷同，孙教授的眼睛难道看不出来？同时征引两篇文字的其他批评余秋雨的文章还有多篇，这些作者的眼睛也都瞎了吗？他们全都没有发现这一可耻的“剽窃”行为？

　　桃李不言，下自成蹊。“真实”的谎言，最后还是谎言。谎言掩盖不了真相。这是我对人生的基本信念之一。然而，偏听和偏见在人生中也在不断地制造伤害。谢有顺在《盗亦有道》一文中论断，我的“抄袭行为”“对学界是一个莫大的讽刺”，并对我的“被揭发”表示庆幸，还大声疾呼揭发更多的抄袭者。我理解他规范学界秩序的正义感，但是对他发言如此轻率表示迷惑不解。如果前提根本就不成立，正义的疾呼岂不全都落了空？

　　首先，作为一个文学评论家，应当在读过原始材料之后再发言，这是起码的学术态度。然而，在谢文的字里行间，我看出作者是在没有亲自对比两篇原文的情况下，仅仅根据某些媒体的一面之辞，就作出了决然的判断。作为一名批评家，这样做是不合格的。其次，作为一个新闻工作者、一个有影响的记者和编辑，在报道和评论某事件的时候，应当对信息作全面的掌握和分析。要保持客观公正的立场，就得获取多角度的、甚至互相对立的信息。我本人就此事所作的谈话，分别发表在《长江日报》、《成都晚报》、《新文化报》以及多家网站上。同时，冉云飞以编辑身份发表的谈话，也见诸于多家报刊。为什么作者对这些信息全都视而不见呢？作为一名新闻业者，这样做也是不合格的。第三，我与谢有顺是朋友，在我看来，“朋友”是志同道合，是价值立场和品性气质的相似。这种高标准的朋友，在我的生命中并不多。因此，我对友谊极端珍视。当然，对于朋友的恶行，“大义灭友”无疑是英雄行为。但是，不加思索地轻信谣言、不作必须的调查取证，就将谎言当作真话来传播，这是对朋友的人格缺乏起码的信心，也是对友谊残忍的亵渎。作为朋友，这样做也是不合格的。这篇毫不负责任的《盗亦有道》的文字，从以上三个方面来看，共同构成了对学术、对新闻和对友谊的“莫大的讽刺”。

　　旁人的诬蔑，自可以像蛛丝一样抹去；而朋友的误解，却在心灵上留下深深的伤痕。我写下这篇本来不愿意写的文字，既是对自身清白的保卫，也是对一个朋友的告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