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余杰

　　“长江”《读书》奖事件发生以后，我在震惊之余，写了一篇不到一千字的短文《“长江”〈读书〉奖与皮影戏》。该文以一名普通读者的身份对评奖结果提出了质疑，并发表于6月29日的香港《明报》副刊。对知识界的一件大事提出个人的批评意见，这是起码的学术自由和言论自由。我写作此文时抱有一个很大的希望，希望有关方面和有关人士，能够虚怀若谷、从善如流，“知错能改，善莫大焉”。然而，文章刚刚发表，让我更加震惊的事情就发生了：“长江读书奖工作室”致函《明报》，并附上已经发表于《中国青年报》的“郑重声明”。信函的内容如何，我无从知晓，但在《明报》发表“郑重声明”时所加的编者按语中，引用了其中的两句。这两句话严厉地指出，我的文章“有关‘长江读书奖’的论述完全没有事实依据，对此奖项的声誉造成了巨大的伤害”。

　　这两句话让我莫名惊诧。我不知道他们说我的文章“完全没有事实根据”的“根据”何在，他们并没有明确指出我的哪句话是歪曲的、捏造的、捕风捉影的，而是武断地将我的批评意见一概否决；我也不知道他们那已经变味的奖项还有什么“声誉”可言，是不是没有我的那篇批评文章，这一奖项就能够声誉卓著、并且与诺贝尔奖一样不朽呢？根据这两句话来推测信件的主要内容，他们的目的非常明显：企图压制各种批评意见，并将压制从大陆延伸向海外。在双重的震惊中，我有必要再次作出回应。因为这不仅仅是一场严肃的学术讨论，而且是对言论自由、批评自由、发表自由和新闻自由的捍卫。

　　关于“事实根据”，我有话要说。我文章中谈到的颁奖情况，全都是包括《读书》在内的国内媒体已经正式公告了的，不存在什么“失实”的问题。文章中所怀疑的评奖的不公正，我还想以两个事实来证明。

　　第一，长江读书奖工作室在振振有辞的“郑重声明”中指出：“汪晖不是本届评奖工作的召集人，也完全没有参加包括章程设计、书目推荐和评审工作在内的任何工作。”而汪晖在转给旌旗网站的文章《我对目前争议的两点说明》中，也明确表示：“我对评奖事宜毫不知情，更不是本届评奖委员会的召集人或主任委员。”然而，在我所接触到的工作室的有关材料中，白纸黑字明明白白地写着汪晖是召集人。那么，究竟是谁在说谎呢？可能有两种情况：其一，工作室和汪晖都在撒谎，都在否认汪晖是学术召集人的既成事实。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便无话可说了。其二，如果工作室在撒谎，而汪晖说的是实话，那么就是工作室瞒着汪晖将他指定为召集人。对于工作室如此明目张胆地侵犯个人权利的行为，汪晖应当对其提出法律诉讼，而不应对其他批评意见愤愤不平。伤害他声誉的是工作室，而不是批评者们。对此，汪晖应当有清醒的认识。

　　第二，该声明指出：“在从公开的媒体获知得奖的消息后，汪晖即于6月11日以来三次致函工作室并转学术委员会表示辞谢。”这句话让人啼笑皆非：要是真有决心辞谢，一次就足够了，何必三次！当年萨特辞谢诺贝尔文学奖，好像没有经过三次的“艰难历程”，只一次就真正拒绝了。虽然瑞典皇家科学院如日中天，也没有办法强迫他领奖。相比之下，在汪晖“三辞”之后，“工作室至今仍建议他慎重考虑”，可见工作室比瑞典皇家科学院还要权威。这也就充分说明工作室与汪晖之间存在着极其暧昧的关系。试想，假如是另一位与三联书店和《读书》编辑部无甚渊源的获奖者辞谢的话，他本人根本不用花上“三次”的艰巨努力，而工作室也不会一而再、再而三地进行挽留。这使我想起在《二十六史》和《资治通鉴》中出现过无数次的“禅让”的场面。明明是权臣篡位、图穷匕见，却还要让末代皇帝来表演“禅让”的仪式；明明是迫不及待要坐上皇帝的宝座，却三番五次给皇帝上表以示推辞；明明是手握着被架空的皇帝的生杀大权，却要痛哭流涕地上朝向皇帝表示忠心。最后，好像是替天下苍生百姓着想，篡位者才勉强登基。每当这一幕不断重复着的戏上演时，史书都写得有声有色。没有想到，在公元2000年的今天，我再次看到了类似的精彩表演。学者们的演技比起政治人物们来，也不见得有丝毫的逊色。这也许是半个多世纪以来中国学者唯一的长进吧。

　　从以上两个小小的细节就可以看出，什么是真正的“事实根据”。

　　我的文章《“长江”〈读书〉奖与皮影戏》，我自己认为是有理有据的。不可思议的是它居然被某些人视为“大毒草”，恨不得除之而后快。批评是我们每个人在现实生活中都会遭遇到的、最正常不过的事情。人们对待批评一般有三种态度。上策是：被批评者首先虚心、耐心地倾听批评意见，然后通过理性的思考来判断批评的对错。古人说的好：“有则改之，无则加冕”。如果批评者弄错了事实，被批评者真的冰清玉洁、一尘不染，那么通过澄清和沟通，善意的批评者很快就会改变态度，并对其肃然起敬。如果批评者批评的情况属实，那么被批评者勇于承认错误，进而从错误中吸取经验教训，并对批评者表示衷心的感谢。如是，则双方的高风亮节互相映照，双方的人格和学术都将有所提升，从而留下一段让人传颂的佳话。

　　对待批评的中策是：被批评者装聋作哑、充耳不闻、我行我素。这是一种典型的“鸵鸟本能”。这样，批评意见如同射入无物之阵的响箭、如同沉如大海的石头，无声无息地就平静下去了。同时，被批评者还体现出某种以静制动的“智慧”来，从而有效地“保护”了自己的弱点。这种方法来自于道家的传统，大多数中国人都喜欢选择它。

　　对待批评的下策是：对批评者施加压力、乱扣帽子，用批评之外的手段来干扰批评的深入，最后完全剥夺批评者的言论自由。很遗憾的是，缺乏认错勇气的汪晖和工作室，连中策也放弃了，风风火火地选择了下策。

　　工作室的声明，一开头就是“以正视听”四个字，好像是当年的社论，摆出一副凛然不可侵犯的模样。我在觉得好笑的同时，也深感近年来《读书》杂志的败坏。中国大陆目前思想自由、言论自由、发表自由和学术自由等的现实状况众所周知，知识分子缺乏起码的表达的空间和平台。在这一背景下，《读书》杂志在夹缝中成为一个“病梅”一样的盆景，掌握了有垄断性质的“话语”权力。本来，在一个正常的社会里，思想评论类的报刊会有若干种，但在中国大陆《读书》却是硕果仅存的唯一的刊物。前些年，《东方》、《方法》等刊物，本来已经凸现出将要取代《读书》的趋势，但很快就被夭折了。可以说，《读书》之所以能够取得在今天独一无二的地位，之所以让某些学者趋之若鹜、认为一旦在上面发表文章就如同登上了龙门，也是因为它与官方权力取得了某种程度的“谅解”，也就是说，它也参与到目前的权力分割和权力垄断之中。从《读书》编辑部在争议之中的有关言论就可以清晰地发现，《读书》俨然是一副政府发言人的面貌，指点江山、激扬文字，指手划脚、大言不惭。仅从《明报》编者按中所引用的、他们信件中的两句话就可以感受到，自以为是、讳疾忌医的心态和颐指气使、不可一世的气概纠结在一起，简直是把自己当成了具有无限权威的“红头文件”。虽然他们标榜的是“民间”，但他们的语气和思维，却与真正的“民间”准则背道而驰。民间意味着蔑视权威，意味着多元共存，意味着“兼容并包、思想自由”。而在工作室的声明中，轻易就将批评与“恶意的造谣、中伤、诬陷”挂起钩来，其独断与霸气让我不寒而栗。

　　同样的表达也见诸于汪晖的文字中。汪晖斩钉截铁地说：“有些网站和告别报纸成为谣言的渊薮”、“对于这些丑恶现象，我在此表示强烈的谴责。对于评奖结果可以进行正常的批评和建议，但有些人以我获奖为由对我个人进行诬陷和诽谤，严重地损害了个人的声誉，我将予以追究。”究竟是谁损害了他的声誉呢？我认为，不是批评者，而恰恰是他自己和工作室。《读书》编辑部在《南方周末》的有关报道中解释说：“汪晖作为《读书》杂志社的成员，和其他所有杂志成员一样，是不具备推荐、评选资格的。”然而，结果却是汪晖的获奖，这不是自己打自己的耳光吗？

　　汪晖还愤怒地说：“攻击和诬陷的方式不但毁坏了知识界的正常讨论，而且也是对我们社会生活和社会关系的毒化。”这种说法就更加过分了。汪晖尽管是一个知名学者，但是对汪晖的批评(退一万步说，即使是错误的批评)，难道会导致他所说的“毒化社会生活和社会关系”那样的严重后果么？看来，学者的自我膨胀，并不亚于政治领袖的自我膨胀。这又使我想起了中央电视台某播音员演出的一场闹剧。赵忠祥到山东签名售书，书搭配着鞋子卖。当记者对此提出批评意见时，他回敬说：“我在电视屏幕上代表着党和国家的形象，你们这样做是在破坏安定团结的局面！”当然，“破坏安定团结的局面”是一个了不起的罪名，既然谁也不敢破坏安定团结的局面，那么谁也都不敢批评赵忠祥同志了。汪晖采取的是同样的思路：谁批评我就是毒化社会生活和社会关系，既然你们谁也不敢承担这样严重的责任，那么请你们从此免开尊口吧！

　　我本人对汪晖的学术成就保持一定的敬意，但对他以《自选集》获奖的事实却感到不可理喻。我是本着“学术为天下之公器”的原则进行批评的。但是，令人遗憾的是，被批评者不仅没有认错的勇气，还企图压制批评的自由；不仅压制传统媒体——报纸的批评自由，而且还把锋芒对准了新兴的媒体——网络；不仅压制国内的批评自由，还想控制香港和海外的舆论。古人说得好：“防民之口，甚于防川”。这种做法，在汪晖所概括的“严肃的工作与荒谬无耻并存的时代”里，究竟是属于前者，还是属于后者呢？我相信公正的读者们会作出自己独立的判断。汪晖轻率地指责“有些网站和个别报纸成为谣言的渊薮”，那么我要追问他：究竟是哪些网站和报纸？你为什么一方面气势汹汹、杀气腾腾，另一方面又闪烁其词、不敢说出网站和报纸的名字？你的这种含沙射影的说法，简直就是居高临下的“定位”，简直恨不得亲手将报道批评意见的网站和报纸一并关闭掉。我终于理解了一位前辈曾经对我说过的一句话：知识分子的专政，比文盲的专政还要可怕。

　　一百年前，梁启超就说过：“思想自由、言论自由、出版自由，此三大自由者，实惟一切文明之母。”80年前，罗莎-卢森堡说过：“自由始终只是持不同思想者的自由。”60年前，斯-茨威格说过：“寻求真理并说出自己所信仰的真理，永远不能作为罪行。没有人会被迫接受一种信念。信念是自由的。”对我个人来说，我所拥有的批评的自由与我生命的质量息息相关。为了捍卫我自己的、以及所有人的批评自由，我愿意与任何专制和霸道的力量周旋到底，并不惜为之付出任何的代价。

　　后记：作者将本文寄往《明报》之后，果然被《明报》所拒绝。看来，被批评者的努力收到了显著的效果。我理解《明报》的苦衷，但我依然要将这篇文字公诸于世。我的观点是对还是错，敬请读者朋友们自己来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