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传统知识分子文化人格的随想

　　作者：慧远

　　中国长期封建社会的治世理想一直是维系在贤明君王身上的，人治社会的所谓制衡就是：“尔俸尔禄，民膏民脂；下民易虐，上天难欺”，“上天”在这里就起到了监督百官的作用，以唤醒官员们的良心，达到官员的自律。

　　中国自古以来并不是以“人性自私”为出发点去创造制约性的社会机制，而是以“性本善”为前提，以消灭个人欲望作为治世手段，被统治阶级所利用，变成愚民政策之一部，所以杨朱的自私论就会在文化史上消失无踪，而孔孟之道则大行其是，无他，盖其更利于专制统治也。所以中国的治世理想一直带有一种乌托邦色彩，用张戬先生的话说，这种社会的神圣之处在于：“它抹杀了人类社会人与人之间互助本身具有的交换性质，强化了它的无尝性，把这种互助神圣化，圣洁化，从而使互助升华为奉献，然后从这种奉献中攫取利益。

　　这种神圣化的结果，既扼杀了普通人追求自身利益的欲望，也堵塞了人们追问这种道德规范前提的道路，从而使生活在这种阴影下的百姓，犹如在黑暗中生长的草木，焉头焉脑，了无生气。”(见《随笔》2000。4。)所以我们的社会一直就是“伪君子”辈出，而“真小人”绝迹，人人心中有一个虚幻的政治理想。

　　长期的封建文化所培养出的传统知识分子不外有这样两种人：一是以社会治世理想为已任，知其不可为而为之，逢乱世则不惜以身殉道，如屈原，文天祥等人，文天祥的“鼎镬甘如饴，求之不可得”可以看作是封建文化人格的最高境界，这种“烈士型”是封建治世的道德楷模。应当看到的是传统知识分子的气节与封建妇女的贞节有着异曲同工之妙，都有从一而终的性质，都离不开封建文化的长期教化。

　　第二种即是所谓的“风派”，这种人在治世八面玲珑，投机钻营，逢乱世则见利忘义，摇首乞怜。越近末世，则这种人滔滔者天下皆是，充分暴露了中国人文化人格深入骨髓的历史痼疾，暴露出他们集体做人的失败，暴露出传统文化的失败。此正是明代大学者顾炎武所说的“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

　　中国的封建末世有着非常相似的特征，晚清之于晚明，晚明之于两宋，一直上溯，无不陷入同样的末世宿命，即使是那个太平天国的短命小朝廷，也称得上是一部封建历史的宿影，短短十几年竟然囊括了所有封建末世的痼疾，勾心斗角，争权夺利，自相残杀，阳奉阴违，象征了封建文化的礼坏乐崩，让人喟然长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