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浪网友：铁的眼睛

　　近年来对海外学人撰写的史学著作萌发了浓厚的兴趣，原因无它，就是想看一看置身我们这个圈外(相信大家都能理解我的这一提法)的人士是以怎样的眼光去解读历史的。其中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黄仁宇先生的《万历十五年》和《中国大历史》。拜读之余，我从不吝言，黄先生等一批海外学者给我开了一扇窗，印证了我长期以来对自己曾接受过的历史教育一些隐约的疑问，也启迪我从新的角度去接受，去思考，去质疑。所幸，在黄先生仙逝之后，无意又与唐德刚先生的这部大作《晚清七十年》不期而遇。

　　如果说黄先生以他富有洞见的经济史观为我们开启了了解明代历史的门户，那么唐先生则以纵横自如、老练诙谐的笔触为我们抹去了蒙在那一段令每一个中国人心头都有千般滋味的历史上面的时空烟尘，对是是非非作了一番清晰有趣的梳理。

　　唐先生在书首开宗明义地提出了他的历史观——国家转型论，并且在后文中时时强调：所谓的转型实在是一个激烈、痛苦，动则费时数百年的漫长过程。

　　在先生看来，秦始皇定鼎咸阳，以“废封建、立郡县；废井田、开阡陌”十二字真言重塑为七雄争霸的战火扰得纷乱不堪的政治体系，可算作中国政治社会制度的第一次大转型。而为了着这十二字的转变，中国从公元前4世纪中叶“商鞅变法”开始，一直到汉武帝与昭帝之间(公元前86年前后，以武帝所落实的“盐铁专卖”为标志)才大致“转”出一个较为安定的局面，前后便是二三百年的悠悠岁月。

　　第二次“大转型”，也是我们现在仍置身其中的一次，始自1840年那个风雨飘摇的年代。而关于这一次大变，先生首先分析了英、法、俄、日等国的扩张主义，以铁证明山的历实驳斥了以费正清先生为首的美国史家有关“鸦片战争并不是为鸦片而打的”的观点，从而向我们说明，这一次的“大变”是强迫的，来自外部的压迫成为转型的重要动力之一。

　　随之，先生又勾画了中国社会在1840年前“千年不变”以及在其后“十年一变”的图景，并摆出了他对此的解释。在先生看来，中国自古以来便具有“国家强于社会”的模式，在这种模式这下，社会自然进化的力量克服不了本社会中已经制度化而早已根深蒂固的社会惰性。简言之，由制度而催生出的社会制度为自然发展的社会生产力设置了种种限制，社会发展的进程因此也就就地打转，停滞不前了，而且二千年不变。而进入晚清，在无法抗拒的外力作用之下，中国社会和文化的发展冲破了制度的瓶颈，发生了质的变化，来了一次血雨腥风的“突破”。既有突破，我们这个原本“静如处子”的古老社会，也就随之“动如脱兔”的变了起来，十年一变，面目全非。至今在我看来，变局仍是时时令人如坠云里雾里。

　　其后，先生又将这七十年中的影响历史进程的重大事件以及置身风口浪尖的历史人物一一娓娓道来，清楚地理出了一条线索，揭示出这一段“你方唱罢我登场”，看似一环扣一环，其中却另有玄机的风云变幻。纵谈太平天国、甲午战争、百日维新、义和团之乱、八国联军入侵、辛亥革命，评点洪秀全、康有为、光绪、西太后、李鸿章、袁世凯、孙中山诸人，亦庄亦谐，时而令人锁眉深思，时而令人拍案叫绝，时而令人忍俊不住。春秋史笔，淋漓恣肆，真是痛快解渴，最让我手不释卷的也正是这一部分。其中虽有一些令我一时还无法完全接受的观点，但还是让我大开眼界(eyes wide open)下面且尝试着将先生的妙论以我笨拙之口搬弄一般。如有谬误，或是令先生文彩蒙尘之处，实是我之罪过，与先生无关。

　　太平天国：中国最后一次周期性的大型内乱，也是“中国社会大转型”中的“第一阶段”。既非基督教政权，又非社会主义国家；既非民族革命，亦不是中国历史上传统的农民起义，实在是一个“四不像”！由于时代的限制，领导此次运动的洪杨诸公都只有“改朝”之才，而无“改制”之识(制度者，智慧与机运之联合产儿也，缺一不可)。太平天国运动最大的致命伤，仍是他们一知半解、却十分自信因而万般狂热的宗教。太平以宗教聚众呼啸而起，可谓兴也宗教；又因其与传统文化格格不入的宗教色彩，而导致深受“守正卫道”思想影响的知识分子彻底弃绝，从而与一个极好的“改朝换代”的机遇失之交臂，可谓败也宗教。为众多史家所称颂的《天朝田亩制度》也只是一纸空文，至多只能中国社会改制的一个最早的不成功的试验。

　　洪秀全：并非一般史家所称颂的领导农民起义、反抗封建制度的革命领袖，其实只是一个彻关彻尾的狂热基督教教派的“教父”(诸如美国的“人民圣殿教”教主吉姆·琼斯之流)。文才不足，屡试不第，连秀才也不是，所作的诗词俗不可耐；宗教层次也不高，曾在广州从美国传教士罗孝全学习，却也混得很不象样，连“受洗”的资格也没搞到。攻陷南京，“进城之后”，便一头栽入“六朝金粉”之中不能自拨了。其荒淫无道不让历代昏君，后宫之内玩物曾多达88人，并且残忍地阉割幼童无数，以充入后宫(可怜一个“公公”也没制造出来，真是残无人道！)！洪君及其信徒只是恰巧赶上了有时代性的改朝换代的机遇，从而化宗教信仰为政治力量，一不做、二不休做起“逐鹿中原”的春秋大梦来了。“长征”：红军长征并非“历史上的第一次”，“大齐皇帝”黄巢、闯王李自成、“大西皇帝”张献忠，其长征成绩均不逊色。太平天国不足一年便从广西征到南京，相当于从巴黎征到莫斯科！长征过处，“王纲解纽”，随之而来是一种“无政府状态”，老百姓可就惨了！长征并非“万水千山只等闲”，它是英雄的浪漫诗篇，却是黎民小百姓的一部血泪史！

　　上海“小刀会”起义：“小刀会”是一群乌合之众，有着佛、道难分的宗教信仰，同时又打着“三合会”、“反清复明”的旗号。他们的这次造反只是替外族侵略者制造了趁火打劫的机会。英国借此机会，以位于租界内的上海海关被起义人众捣毁为由，派兵占领海关，并与美国合谋，搞出一个“英美领事替中国代征关税”。其后，经过一番手脚，1859年英国人李泰国被委任为第一任“税务司”。从此，中国丧失海关自主权达70余年！在令人痛恨外国列强的强盗行径之余，又不得不令人想起阿甘妈妈的那番话：生活就象一盒巧克力，before you open it , you will never know what you will get。浩叹之余，当痛定思痛！

　　甲午战争：(近日去威海游玩，参观了北洋水师旧址刘公岛，感触可谓极深，此战待日后览机详述，一舒胸臆，并与方家商榷)与国共两党间的“解放战争”一样，是中国近代最具关键性的两大战役，其胜负都改写了历史。而且，这两役均是该败者战胜，该胜者战败，而且败得“一败涂地”，败得“全军尽墨”。当是时，根据世界海军年鉴的统计，我北洋海军居世界第八，仅次于英法美等七大列强，而此役我们的对手日本仅为第十六位。然当时以西太后为主的满清权贵腐化之程度真是匪夷所思，仅西太后一人每天的生活开支便是纹银4万两，也就是说，宫廷半月的开销就可以买一艘当时世界上最新型的巡洋舰(如在海战中令我军吃尽苦头的日艘“吉野”号)，两个月的费用就可以购一超级主力艘。为建颐和园，大约挪用海军经费1000万两。更有甚者，户部于1892年宣布因筹备西太后六十大寿，海军停购艘只两年，而此时正是甲午前夕！至于海战的过程和结果，相信大家也已是耳熟能详了。值得一提是，参加海战的我方12舰共有管带(舰长)14人，均为左宗棠所创办的马尾水师学堂的毕业生，其中至少10人为第一期的同班同学，说是“以一校一级而敌一国”一点不为过。这14人中，4人在海上阵亡殉国，另有3人后因战败而随水师提督丁汝昌自杀殉国，真可谓惨烈之极！甲午一战的直接后果便是洋务运动所撑起来的一点强国梦顿时化为乌有，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大清帝国就败在甲午一役之上！甲午之败印证了这样一个深刻的道理，没有“五化”(政治现代化)的“四化”(科技现代化)往往是徒劳的。其教训之深刻，不得不令我们深思。(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