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议古代官场迷信
http://edu.sina.com.cn 2000/04/21 光明日报姜纬堂
近年屡见于媒体报道：的某些地方官员、部门领导请“地师”看衙署、办公室方向、形势，请“卜师”择上任吉日等
劳民伤财之事，其实都是古代官场宜忌迷信的流毒。所谓官场宜忌迷信，指基于五行、堪舆之说，适应为官者趋吉避凶心理，
专门针对为官者而言的一系列绝无科学根据的虚妄信条。五行、堪舆之说，虽源自远古人类对自然与人事的蒙昧认知与解释，
但经战国、秦、汉方士傅会以“五德终始”，遂益发妄诞，成为既与文明进化相悖，且干扰和阻碍文明进化的一整套桎梏人们
思想、惑乱人们心灵的歪理邪说。
1世纪时，班固在《汉书·艺文志》中分析当时学术流别时指出：“五行者，五常之形气也……其法亦起五德终始，
推其极则无不至。
而小数家因此以为吉凶，而行于世，以相乱。”正确道出其弊在一“乱”字。同时，王充在其《论衡》中，对包括
五行、堪舆在内的种种迷信加以全面的批判。他指出：“世俗信祸祟，以为人之疾病、死亡及更患、被罪、戮辱、欢笑，皆有
所犯。起功、移徙、祭祀、丧葬、行作、入官、嫁娶，不择吉日，不避岁月，触鬼伤神，忌时相害。故发病、生祸、挂法、入
罪，至于死亡、殚家、灭门，皆不重慎，犯触忌讳之所致也。如实论之，乃妄言也”。
然而，在历代封建统治者“以神道设教”，甚至借宗教以愚民的总体背景下，理性的呼唤终被埋没于井蛙的鼓噪之中
。上古方士的五行、堪舆之说，至中古时代非但不衰，而且日益增盛，更朝着系统化与专门化发展。官场宣扬迷信之专书，遂
应运而生。
南宋时赵师侠据家藏旧本“略为增益”而纂成之《赵氏拜命历》，堪为官场迷信专书之代表。其内容虽五花八门，但
大体不外两项，即选择时间与方位。书中，对于为官者的拜命、上任、临政、视事、出行、还家、嫁娶、会客等事项之何月、
何日、何时、何方、何向为吉，何月、何日、何时、何方、何向为凶，皆有明确规定。其选择之根据，不单纯指自然之月、日
、时、方、向，且结合五行、天象、星辰、干支、节气及事主之生辰、本命等，别有一系列颇为复杂的推算、选择方法，令人
眼花缭乱，难于短期掌握。书被全文收入元人所编《居家必用事类全集》等“通书”(即日用百科式全书)，广泛流传，因而
颇具影响。
官场迷信专书最具影响者当推清人黄六鸿著成于康熙三十三年(1768年)的《福惠全书》。该书有日本嘉永三年
(1850年)小行之和文训译本，以汉、日对照形式重版于东瀛，创我国传统仕宦箴规、官场指南著作之特例。《福惠
全书》卷一《筮仕部》，特设《择到任日期》专条，谓：“到任日期……宜用天德、月德、黄道、明堂等日为上吉，再孝《天
迁图》以为定准。干支喜与本命行年相生，忌相冲克。其余岁星，名色甚多，不必太拘。”黄氏所列种种，虽抄自明代人所编
仕官箴规、官场指南专书，并非直接取自《赵氏拜命历》，但其根源皆在赵书，则无可疑。
较之黄氏，道光间旗人文海可谓执迷不悟。他在所著《自历言》中特列专条，强调：“州县到任，宜水日，不宜火日
，更不宜进南门，主地方亢旱，离属火，火克金也。大凡到任，宜进东门，取生气为是。
又，衙门……以大堂、厨房、官之居舍三项为要。余每见大堂暖阁上或左或右开门，即宜闭之。厨房宜在震方，不宜
东北方。二堂公案，左右不宜对冲，如有犯者宜改之。”
对于上述种种虚妄迷信，有识者之起而针砭者则亦不乏其人。即以清代而论，便可举出两位代表，一是顺治六年榜眼
、后官内阁学士之熊伯龙；一是咸丰、同治、光绪间循吏，官至山西布政使之方大。
熊氏在其《论衡精选》中，对官场的各种迷信进行了系统的批判。
关于时日宜忌，既据情理逐一分析，斥之为“小儿之见”，“惑之甚者也”，复举唐“德宗即位，有司奏宣政殿内廊
坏，请修缮。太卜言孟冬为魁罡，不利穿筑，请卜他月。上曰：‘《春秋》之义，启塞从时，何魁罡之有？’命修之。”“后
唐庄宗欲灭梁，因问司天，司天言岁不利。郭崇韬曰：‘成算已决，区区常谈何足信！’庄宗即日下令，军发八日而灭梁。”
从而推“德宗之言，可为惑于禁忌者下一针砭”，赞“区区常谈一语，真智者之言”。关于方向宜忌，书中说，唐人李吉甫作
宰相时，政事堂里摆了一张大床，相传不能移开，移床就当不了宰相。李吉甫笑曰：“岂有一床而能制宰相祸福者？”并称“
李相之言，真可破拘忌之说”。
方氏则于所著《平平言》卷一《正五九月可上官》条谓：“余谓阴阳书最不可信。正、五、九月不到任，今之外官有
此禁忌，京官则否……余于光绪二年九月入都，腊杪旋鄂，署任者以九月接篆，余以正月回任，均忌月也，均未见有甚不好处
，是其明证。”“平安无恙也。”他又说：“俗说地方官到任进南门，主地方亢旱，以离属火也。
此说不足信。余到襄阳、荆州任，均由南门进城，地方并未亢旱。”
综上可知：尽管官场宜忌迷信曾在封建时代泛滥，但就在当时也还不乏对之持怀疑态度者，至于对之加以批判者更多
有其人。这既是理性光芒的体现，也显示了唯物论思想在与唯心论思想的战斗中不断发展壮大的历程。遗憾的是，时至科学昌
明之今日，荒诞的官场迷信之风竟会在个别官员、领导身上发作，这确是特别值得深长思之的问题。
编后：本文作者系明史、北京史专家，多年支持本刊工作。年初，本刊向作者约稿，不久收到文章。3月初，作者不幸
逝世，此文成绝笔之作。今刊此文，以志哀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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