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广州市为数不多的全数参与20世纪70、80、90年代秦汉考古三次大发掘的人员当中，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副所长陈伟汉是其中较为幸运的一个。回忆起一幕幕发掘旧事，就像回忆起自己从实习生到考古队长到考古所长的成长历史，陈所长不胜唏嘘。

　　1975年第一次发掘：头回参与，受益良多

　　当时我还是中山大学考古专业的第一批学生。第一次接触田野考古工作，就亲历了秦汉造船遗址的大型发掘，其兴奋之情不言而喻。我们在老师的带领下分16个探方进行试掘，我负责的是其中一个造船加工场地的探方。工地的条件相当艰苦，身上穿着小背心、蓝裤，脚着长筒大水鞋，脚底踩的都是烂泥浆，使用的是锄头、铁铲、刷子等最原始的工具。那时我们住在六榕寺，离工地有20分钟的路程，每天来回步行4次，但当时年少气壮也不觉得累。那次发掘的最大特点是地层交错复叠，异常丰富，在不断进入的过程中，不断会有新的发现。

　　1983年第二次发掘：悬念迭起，精彩纷呈

　　这一年的6月7日，象岗山省政府宿舍的一个工地挖地基时，在地面以下近20米处发现了一块大石板，中空，当时有人猜测是日军弹药库、防空洞等，当时一看我就断定这是一座红砂岩的大古墓，但以往广州发现红砂岩墓多断定为明墓。当日下午考古专家麦英豪到了现场，经勘察，一致断定：这是一座非同寻常的汉墓！考古人员立即封锁了现场，当晚我和老麦、黄所长进行了一次秘密试探，初步断定是西汉早期墓，而且是当时广州发现的最大一座墓葬，极有可能是王室墓！

　　此事得到省、市领导的高度重视，北京考古专家也来了，此后开始了持续一个多月的集中发掘，周围搭起了巨大的防雨防晒棚，还有武警把守。其时正是7、8月份，墓内通风设备严重不足，单靠风扇和鼓风机，人在里面就像在蒸笼里一样。挖墓葬的特点是宝物、文物多，又要还原现场，常常有一种无从下手的感觉。我当时负责西耳室的清理工作，采用的即是架空的手法，两边用沙包、砖头垒起，上面架起两把竹梯，人就趴在上面进行挖掘。清理工作按照墓道、前室、主棺室、后藏室的程序进行，要从前室进入主棺室还有一段曲折。两扇石门的铜石环早已锈死，我们只好在下面挖了一个洞，侧身钻进里面，发现两扇石门门板上轴均被压断，门板向里倾斜，于是，想方设法下挖，让整扇门塌下来，再请石匠用吊机将门吊走，才得以入内。就在里面，我们挖出了有“文帝行玺”的金印，正式确认墓主身份为南越国第二代王。

　　1995、1996年第三次挖掘：重大发现的前奏曲

　　这回试掘的最大收获，是在中山四路忠佑大街与儿童公园之间电信局大楼工地挖掘出一个南越国时期的石水池和食水砖井。石水池的蓄水面积约有4000平方米，当时只挖了约400平方米的一角，池壁呈密缝冰裂纹状，池底铺满了南越国时期的石器、板瓦、筒瓦、“万岁”瓦当等。我们由此往西再试掘100米，又挖出一个南越国宫署食水砖井，根据挖西汉长安城的经验，可推测南越国宫署就在附近。后来随着1997年曲流石渠的发掘，南越国御苑、宫殿遗址陆续被揭示出来，以往的种种推测皆得以证实。

　　回顾这三次的发掘过程，似乎都存在于某种偶然与必然之中，不断产生新的推测，又不断会得出新的结论，历史的原貌也在这未知与可知之中得到复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