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秦汉考古究竟是三大发现还是两大发现(广州考古三大发现为：1975年在广州中山四路原市文化局大院内发现秦代造船遗址；1983年在解放北路象岗山发现南越国文王墓；1995年、1997年在中山四路儿童公园一带的两次发掘，发现南越国宫署遗址，包括南越国御苑和宫殿。这些发掘，被誉为广州秦汉考古的三大发现，并于1996年共同列入国务院公布的第四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于70年代发掘的秦汉造船遗址是否仅是南越国宫殿的一个部分？

　　有关秦汉造船台遗址的定性问题在学术界的论争由来已久。有认为是干阑建筑的基础，或为南越王赵佗朝汉台的基础；也有认为是导引白云山水入广州城供饮用的水渠。今年4月26日和5月3日的《中国文物报》上分两期刊登了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古建筑专家杨鸿勋教授的一篇长文《南越王宫殿辨————与“船台说”商榷》，文中详细开列出22条理由，对“船台说”进行辩驳，并明确提出，根据普通考古学、建筑考古学和地理历史学的专业分析，可以发现无论从考古地层学、文化类型学、环境总体关系，还是从建筑学逻辑来看，都表明这一遗址不可能是“船台”，而是宫殿遗址的木构建筑基础。近日，随着备受瞩目的南越国宫殿遗址一角在儿童公园内初露端倪，船台与宫殿之争再次成为学术界论争的焦点问题。以下是本报记者采访辑录的一组不同声音：

　　船台说

　　曾骐(中山大学人类学系教授、先秦史学家)：

　　我个人赞成秦汉造船台的存在。我1975年从西北大学调回广州，刚好参与了中山四路西段秦汉造船台的发掘工作，带着学生分16个探方进行挖掘。当时在地面5米以下挖出了木桩、枕木、木墩，保留得相当完整，上面盖有全国罕见的大方砖，很整齐，还清理出一段南越国宫署的砖石走道，上有炭屑、板瓦、筒瓦残片和“万岁”瓦片等覆盖，当时我们就推测附近会有南越国宫殿遗址。当时造船、建筑、考古、历史、地理等专业人士们经过多方论证，认定此为秦汉造船台遗址。我认为现在挖出的宫殿遗址与造船台遗址并不矛盾，两者相差了1米深，处于两个不同地层，但北京杨教授的观点也有一定道理。假如将来儿童公园内揭示出宫殿的规模不算太大，那么也有可能此处是作为赵佗当年接待汉使陆贾的南越国国宾馆，这种解释也未尝不可。

　　中立说

　　刘庆柱(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所长)：

　　我认为以麦英豪先生为代表的广州学者及以杨鸿勋教授为代表的北方学者之间有关船台遗址的争论，双方都列举了极具说服力的现场发掘证据，对发掘对象的描述都是客观的，并有严谨的理论论证，主要是分析论证的角度不同而使结论产生偏差。因为20世纪70年代船台遗址发掘时自己未亲赴现场实地考察，故不好轻易下结论。有一点值得一提的是：我这次在广州主持发掘南越国宫殿一角的过程中，发现宫殿遗址与原来的船台遗址并非处于同一区域范围，两者大致相差了几十米左右的距离，且两者的地层深度也不在同一平面上，约相差了一米左右，这点也许能为下一步学界的研究提供些许启示。

　　宫殿说

　　司徒尚纪(中山大学城市与区域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

　　我认为宫殿与船台两者是不可能共存的。目前最有力的证据是，据近年广州地理研究所专家运用生物孢粉分析法，秦汉时期中山四路儿童公园一带即“造船”遗址范围属于陆地或湖泊的淡水环境，而当时的珠江岸线在离“船台”还有500米远的文明路一带，故此地不可能造船。并且一般船台的滑道应与珠江岸线垂直，但据发掘情况看，“船台”滑道与珠江岸线平行，皆是东西走向，那么造出的船也就不可能下海了。至于学界有宫殿覆盖船台一说，我认为在秦末汉初这么短的时间差内不可能在同一地点出现两种建筑遗址，所谓的“船台”应是宫殿的木构建筑，它只是宫殿的一部分，两者是一个整体。

　　覆盖说

　　冯永驱(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

　　学术界存在这种争议很正常，现在儿童公园宫殿遗址的试掘也带有某种争论性在挖，待将来全面揭露后，我们会请专家来论证这一个问题。我们认为船台与宫殿之争应以考古学中的“地层学”为主要依据，据1975年、1994年的两次试掘情况分析，船台与宫殿明显处于两个不同的地层，这一点无可置疑。因此，西汉南越国宫殿是在秦船台废弃之后，等其用红土填埋，再在小山岗上面建立起来的，宫殿基础覆盖于船台之上，二者并不矛盾。

　　慎言说

　　张荣芳(中山大学中华文化研究中心主任、历史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船台与宫殿之争，我认为是一个学术问题，可以允许有不同的意见进行讨论。至于广州发现秦汉造船遗址已经作为一种定论载入《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学》，并被列入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因此必须采取慎重的态度，在没有拿出足够确凿的证据之前，不好轻易推翻这一结论。因此，当前有必要等儿童公园内的南越国宫殿遗址全面揭露后，进行多学科的综合考察，拿出真凭实据后，再作最后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