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国强将别人的《收租院》改造成自己的威尼斯版，名利双收

　　具有一百多年历史的威尼斯双年展，是当今国际最重要的艺术展览之一，逢单年在意大利威尼斯举行。第48届威尼斯双年展于1999年6月12日————11月7日进行，是二十世纪的最后一次。

　　这届双年展由哈拉德-塞曼担任视觉艺术最高决策人。主题为“改革、图新、开放”的本次大展邀请了从1911年出生的路易斯-布尔乔亚一直到1975年出生的维斯纳-维西斯的102位艺术家。中国艺术家蔡国强风头最劲，他凭着《威尼斯—〈收租院〉》赢得了本次大展的最高奖。但是，随之而来的海内外的批评和指责却在这胜利的光环上覆盖了浓重的阴影。占压倒优势的意见是：蔡国强侵犯了《收租院》原创者的多项权利。

　　蔡国强克隆《收租院》

　　《收租院》最初创作于1965年，现存于大邑地主庄园原址的泥塑是最早的创作。后来为了便于巡回展出，1974年在四川美术学院进行了一次投入巨大人力、物力的复制再创作，这套玻璃钢镀铜作品(现藏于四川美术学院美术馆)一样被当年的创作主力四川美术学院师生看成原作。

　　塞曼早在1972年就积极筹划把他认为当时最现代的艺术作品《收租院》拿到卡塞尔展出，但一直未能如愿。

　　旅居纽约的中国艺术家蔡国强，抑或看到了塞曼这个大人物的梦想，便在这一届的威尼斯双年展上，以“时空转换”的手段将《收租院》这一集体智慧的结晶重组为《威尼斯—〈收租院〉》，作为个人作品参展，并一举获得该展的国际大奖。

　　据当时受邀参与《威尼斯—〈收租院〉》制作的《收租院》原作者之一的龙绪理回忆，蔡国强最终展示的完成作品，仅有50余件焊有铁架，30多件塑成型上了泥。为了改变气氛的沉闷，在旁边加上了四五盏高约25公分的走马灯。

　　原作者：这是侵权行为，败坏了《收租院》的声誉　

　　获悉蔡国强复制《收租院》并在威尼斯双年展上获国际大奖的消息，当年全程参与《收租院》创作的主要作者之一、四川美术学院雕塑系教授王官乙“为之一震，进而感到气愤”。他认为将三十多年前中国的《收租院》搬到意大利，加了威尼斯三个字就变成了蔡国强的作品，纯粹是一种窃术、幻术和商术。而所谓与现代艺术挂钩的“复制”，已经扯上了法律问题；所谓的“行为”也只是节省运费及其他成本的一个高明运作；走马灯也没有蔡的行为，是买的；里面转动的是当年创作《收租院》时原作者绘制的草图。

　　王认为，按《伯尔尼公约》，未经著作权人同意，剽窃、抄袭他人并获得个人名利，是严重的侵权行为。著作权保护期为作者死后50年。王说：“原作者有19位，才死了3位，还早得很呢！”

　　蔡国强在复制时，还专门带了《收租院》的原作者之一的龙绪理(当时四川美术学院参加这次集体创作的学生)，但龙只不过是蔡国强雇用的10多个打工仔(负责帮蔡国强制作《威尼斯—〈收租院〉》)之一。蔡国强做《威尼斯—〈收租院〉》与临摹米开朗琪罗、罗丹的作品性质不同，与杜尚在达·芬奇的《蒙娜丽沙》上画两撇胡子也不一样，因为罗丹等大师作品的保护期已过。

　　王官乙还认为，蔡国强声称是把“看雕塑”变为“看做雕塑”，而实际上在威尼斯双年展开幕宣布蔡获得金奖后，蔡请去的雕塑家便停止了新的塑像的工作，开幕后的两天只作了一些塑像的完善工作，五天后，蔡国强便离开展厅，所以大展期间根本就没有蔡做雕塑的过程。

　　对于《威尼斯—〈收租院〉》获金奖的奥妙，王官乙还认为，在于蔡国强摸到了策划人的“脉”，同时也适应了西方市场突发的一股对“政治波普”、“文革艺术”的收藏热，原作并非文革期间作品，蔡国强却有意识地选取文革时期的加了“造反”、“革命”等尾巴的那一套进行复制。

　　克隆者：灵感来自“泥人张”

　　蔡国强是近年来在西方当代艺术界一位非常活跃的华人艺术家。早在1987年他即去日本留学，1995年又去了美国，其早期的作品是通过火药爆破在画布和纸上留下痕迹。近些年他的创作以装置和观念、行为为主，题材涉及到民族主义、地域政治及艺术商业化等问题。在西方呆了13个年头的蔡国强，已日渐熟悉西方商业市场的运作。

　　蔡在接受《雕塑》杂志访谈时说，雕塑作品一向都是在工作室(工场)做好再拿到美术馆展出，但他从中国民间传统的雕塑艺术中得到灵感，原来“做雕塑＂也可以成为行为艺术，可以表演————“泥人张＂就有现场表演这种形式。这次他把这件被学院派遗忘了的作品，以观念性装置、行为艺术方式进行复制，自然显得异端，反映强烈。而打骨架、上大泥等过程本身即是很生动的场景，几十件雕塑同时展开，有很强的装置效果和表演气氛，后面的还在上泥，前面完成的已经在干裂。“对于我的观念来说，展览完了，这件作品也结束了，它作为一个特定时空里所做出的一次性‘行为’，留下的只是那个‘事件’的图像的真实记录而已。”

　　艺术界：是消解，还是创造？

　　复制、挪用等作为后现代主义的创作表现手段，是否与著作权保护冲突？复制与侵犯著作权的界限如何判定？对于正跟在西方现代艺术后面紧追不舍、竭力想在国际上占一席之地的中国当代艺术，对于那些以复制和挪用现成品为主要创作手段的当代艺术家来说，这是一个很难回避的新问题，因为它直接关涉中国刚刚起步的著作权保护的问题。

　　艺术评论家王林认为，在特殊背景下，由特殊原因造就的大型雕塑《收租院》，是中国本土唯一一件未受到西方现代艺术流派影响并具有超前性、创新性的世界级作品。《收租院》不是策划出来的，不是可以侵占的，也不是能够被消解掉的，它不需要讨好西方话语强权，成为没有版权的复制品。

　　四川美术学院美术学一系副主任、批评家岛子先生认为，在西方掌握话语控制权的今天，本土艺术家为打进第一世界的艺术圈，便经由改变身份的“新生”，使自己变成外黄内白的“香蕉人”，艺术创作也就随之变成谋术操作。他称这一现象为“绿卡艺术家”的文化太监化(多为自我阉割)。岛子认为，蔡的复制造成了解构的事实，使被复制的对象丧失了固有的内涵和意义。蔡的这次复制，实质上是挟后现代艺术手法和“绿卡艺术家”的特权，公开侵犯了包括《伯尔尼公约》在内的著作权法。

　　台湾《艺术新闻》杂志也载文质疑：“整件作品几乎没有任何艺术家(指蔡国强)的身体介入，蔡国强似乎扮演的是编剧和制作人的角色。”

　　参观过这届威尼斯双年展的德国卡塞尔大学美术学院院长，目睹蔡国强的复制作品，痛心疾首，认为对原作复制得太粗糙、草率，严重地损害了原作的声誉，严重地损害了四川美术学院的声誉，并要求留学德国的四川美院教师杨劲松一定转告中国同行。

　　在一片喊“打”声中，惟有《文艺报》特约主持人陈履生对蔡国强的复制另有说法，认为蔡是借助经典来创造新的艺术，使经典作品的生命力得以延续。

　　“这场官司，我们打定了”

　　来自法学界的说法对蔡国强是不利的。

　　西南政法大学博士生导师、知识产权法专家张玉敏教授说，《收租院》是具有独创性的美术作品，受《伯尔尼公约》的保护。蔡国强未经许可，也不付报酬，对《收租院》进行部分复制、展览，这种做法已经侵犯了作者的署名权、复制权、展览权和获得报酬等权利。　　　

　　张玉敏教授还认为，此次展览的主办者明知《收租院》为中国人作品，却容许侵权复制品参展并授予大奖，这已构成共同侵权，她建议主办者和策展人也应作为共同被告起诉。

　　5月25日，中共重庆市委宣传部和四川美术学院联合召开《收租院》著作权问题新闻发布会。当着与会数十家中央驻渝和该市主要媒体记者，四川美术学院院长罗中立教授庄重宣布：“作为享有《收租院》集体著作权的四川美术学院将与部分作者一道从即日起，开始正式着手起诉意大利威尼斯双年展组委会、展览主持人塞曼及获奖者蔡国强的工作。”

　　“这场官司，我们打定了，不管它时间有多长，难度有多大，我们都有必胜的信心。”这位以创作《父亲》而闻名的油画家这样表态。郑川董大法